黃少安：土地產權、土地金融與農村發展

中國的農民現在最缺的就是錢，一個是現在收入最低，第二，他想掙錢還沒有本錢，我們農民不是沒有財產，土地就是他最值錢的東西，我們現在的法律約束了他，不能把土地變成錢，不管是現在和將來種地的農民需要錢，到城里的農民也需要錢，需要買房子、生活、創業，都沒有錢，所以現在的城市化，農民工到了城市里，好像他就是市民了，其實他沒有，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哪些是農民工，他雖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是他和城市的市民完全是生活在兩個世界里。

怎么才能讓農民有錢呢？有很多的辦法，有政府的津貼等等，我們會綜合考慮，但是很重要的一點，讓土地發揮他的融資的功能，把土地資本化。

我們有十點可以做，有些方式已經開始做了，比較簡單的就是抵押貸款，我拿著抵押貸款可以干別的，否則他從事農業也沒有錢，我們現在說以工哺農，中國的農民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打工的錢回來種地，用打工掙回來的錢買農藥、化肥，我們用土地做抵押，現在有法律上的障礙，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法律上的解釋，允許這樣做，可以把錢存在銀行，為什么不能把土地存在銀行。這是一種形式。

現在很多城市地方政府都搞開發區，招商引資，把農民的地圈起來，再賣給開發商，其實完全可以換一種方法，讓農民直接拿土地用，你開發商投錢，我拿土地入股，這樣的話，很自然地把農民和工業化、城市化統一起來了。我覺得這是可以試的。

還有跟養老有關系的，我們的陳志武教授的觀點談到了農村的養老問題，房子，美國老百姓買房子可以按揭，按揭之后用利息按揭，我年輕的時候買房子支付多少錢給銀行，我把這個錢付完之后這個產權歸我了，那個時候我快老了，我又反過來把這個房子按揭給銀行，銀行給我錢，我死的時候這個房子給銀行了，這種養老保障前提下，現在的承包地也可以。這些都是土地經營可以試的一些方式，包括我們的宅基地也可以轉讓。

這里有一個問題，剛才說了這么多，有很多種土地經營形式，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怎么樣，必須怎么樣，不能刮風，給農民一個選擇的空間，或者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是不一樣的。

土地所有權的矛盾，我們現在土地是集體所有，我們現在一個觀點是無限延長而且受到嚴格法律保護的經營權向所有權收斂，規避意識形態。我們從邏輯上或者經驗上都可以來證明它，無限延長，而且法律嚴格保護的土地經營權，其實跟所有權差不多多少，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可以規避意識形態。我不是反對私有化，私有化一定有利于資源配置，這個邏輯上沒有問題，但是有前提的，當政府的權力受到約束，有一個民主的體制、一個完善的體制，這個結論才成立，如果沒有這個舷梯的話，這個結論就不成立?，F在你宣布農民土地私有，未必就比現在的集體所有受到很好的保護。我們50年代搞土改的時候把地主的地拿過來了，那不是私有權了，后來分給農民是農民私有，官僚資本家通過公私合營等都拿過來了，在這種狀態下，你宣布農民土地私有，說最好地保護產權，這是不對的。如果現在有地方官員做得很出格，三四十戶農民聯合起來可以擋一下，三五戶還真擋不住。

現在講土地金融也好，抵押也好，它產生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有一些農民由于過于追求高收益，會把承包的土地賣掉或者經營失敗，回不來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搞理論研究的更應該考慮到，現在很多農民遇到很大的困難，娶媳婦、蓋房子，都有可能把土地賣掉，因為他太缺錢了，我沒有想到未來怎么樣，先解決眼前的問題，所以就有可能有失地的農民，這是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實面臨的問題，應該有最低生活保障，如果說沒有這個社會保障體系，完全市場意向的土地承包權的流轉是很難的，而且是很危險的。

現在土地流轉也好、土地的金融市場化也好，還是按照市場的價值補償也好，最大的阻力就在于地方政府，我們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想做的那些事，最后能不能做成，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取決于我們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約束力有多大，還有一些配套改革包括地方財政的實權要開放等等。最重要的前提在于限制地方政府的公權侵犯農民的土地私權。我們可能陷入一個困境，是先有對權力的制衡，還是先私有化。還有一些相關的問題，發展土地金融、土地買賣導致土地浪費、耕地減少、糧食不安全等等，糧食安全不安全，剛才有一些觀點，文貫中的觀點我是同意的。只有保護產權才會解決，只有廉價才能搞好。只有地方政府非常低的補償價格從農民那里把土地經營過來，才會造成浪費，土地的經營權也好、其他權也好，完全按照市場定價，大家都會節約的，現在的開發區、大學城、廣場、超大廠房，他敢于用那么多的地，就是因為太便宜了，所以引入市場經濟才能形成節約土地的機制。太廉價了，誰節約，中國的大學城，有些大學很自豪地說我這個大學八千畝地五千畝地，這都是制度造成的，因為可以通過政府廉價地把土地經營過來，假如我花錢買的，我能買三千五千嗎？我覺得保護產權要引入市場機制，讓土地值錢，讓土地貴起來，才能解決。

（作者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