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中國經濟面臨增長瓶頸

前30年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制度變遷本來并不是沒有代價，也不會無限期的簡單持續。中國確實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迎來了新的大變局：原先支撐增長的因素開始發生變化，許多條件已經改變甚至喪失，有些動力已經衰減甚或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正適改革開放30年之際，發端于美國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隨之而來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導致外部需求的急劇萎縮，也使中國持續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面臨一次最嚴峻的挑戰。

有一種觀點認為，由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缺陷甚至破產，中國開始扮演全球經濟和資本主義拯救者的角色，這說明“北京共識”的正確性和中國模式的生命力。過去中國也曾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都從容應對了。這次由中國政府啟動的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預想的結果。危機沖擊過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式可以長期持續。

另外一種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觀點認為，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啟動擴大內需的政策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擴大內需中一定要重視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這種觀點認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從根本上必須通過深化和大力推進改革來解決。許多人覺得這主要還是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這種觀點的具體建議就是加速能源、資源的價格改革，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在壟斷和公用事業等領域推進市場化、民營化和私有化。

改革不能脫離民族文化和路徑依賴

不難看出，第一種觀點顯得有些過于樂觀。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經面臨嚴峻的挑戰，不能簡單比照歷史就認為會自然延續。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是中國人根據自己國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識的模式，同時這個探索還遠遠沒有結束。對于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剛剛越過2000多美元的中下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現在就宣稱自己今后可以給別人當榜樣甚或引領世界經濟的潮流，少說也是太不謹慎了。

主張用更廣泛深入的改革開放來推動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觀點，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問題在于要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創新的選擇。就發展而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從上到下已經談了多年，老生長談而成效有限，說明這不僅是某些人的認識問題，而是反映了經濟發展在一定階段上的特點與約束，以及中國尚未找到這種轉換和調整的樞紐。

如果不大大拓寬視野，沒有一個整體的思路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問題恐怕還是難有大的起色。就經濟改革而言，中國過去30年的成功不僅是因為引入了市場化和私有產權，而且是因為選擇了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和制度創新，否則欲速則不達，改革可能早已出軌。比如統分結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基礎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轉的主張者，實際上并不真正清楚隨意動搖這個制度基石的含義和結果。簡單一句相信農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調，并不能勾銷土地兼并和農民失地后的嚴重后果。

又如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國有出資人體系的創立，是中國改革最重要的機制設計和創新之一，這里的創新遠遠沒有完成，近年來還有停滯的趨勢。但無意于這里的改革探索，主張國資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徑依賴和社會大眾心理，熱情謳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層收購，同時又以精英主義的態度去對待社會大眾的不滿和反彈，甚至認為這就是改革與反改革的分歧，結果反而是以極端激進的姿態客觀上強化了極端保守觀點的影響。實際上，俄羅斯近年來用部分的再國有化來扼制私人寡頭的奢靡和張狂的情況說明，即使是用最激進的形式進行社會革命或改造，但實際上都最終不可能脫離一個民族的文化制約和社會制度演變的路徑依賴。

特別應當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印有強烈的發展導向的烙印。國內外迄今對改革開放的認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就如在證券市場上，當股指暴漲時，人們熱情謳歌股權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轉而指責股改搞壞了。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短期和中長期的嚴峻挑戰，既是對中國能否跨過人均3000多美元現代化陷阱的挑戰，更是對中國改革的重大考驗。

因此，要理解中國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不關注那些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是否和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貿易順差不可能繼續增加

首先應當看到，外部的挑戰暴露的是內部問題。因為前30年改革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制度變遷本來并不是沒有代價，也不會無限期地簡單持續。中國確實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迎來了新的大變局：原先支撐增長的因素開始發生變化，許多條件已經改變甚至喪失，有些動力已經衰減甚或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阻礙，這是在改革開放30年的關口不能不客觀面對和冷靜分析的。

首先，上世紀70年代末由于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巨大的落差，對外開放帶來了驚人的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然而，到今天這些優勢已經急劇衰減。

中外的知識和信息交流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程度，對話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經失去當初振聾發聵的啟智作用；科學技術差距縮短了，潛在的競爭威脅使技術和市場封鎖的砝碼越來越重；資本輸入的綜合引進作用開始讓位于資本有進有出的雙向流動；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從當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遠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22.4％）和日本（28.22％），今后很難再有上升的空間。

貿易順差的持續增長多年來已經成為對外經濟關系摩擦的焦點，不可能繼續增加和長期維系，外向型經濟和外需拉動的格局改變已經不可避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觸發的經濟衰退，只不過加速了這種調整的緊迫性。開放對中國的作用從主要是受益，逐步轉向雙刃挑戰。

制度創新的難度在增加

其次，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漸進和增量推進的市場化改革，這在轉軌國家中并不多見，但中國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化的程度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能源資源等相對壟斷領域以及如糧食這樣的基本必需品的國際國內雙軌制價格的改革，已經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中國包括普遍民眾在內能否承受國際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的經濟社會穩定問題。

這些戰略性商品的國內與國際市場價格是完全直接接軌，還是只是政府調控下的間接接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是否徹底的問題，而是一個利弊的權衡問題。

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乃至醫療、教育領域的競爭性改革，也是同樣的困難和敏感。在涉及這些人切身利益的價格和體制改革中，社會大眾的分歧顯著增加，對改革的支持度會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國保持了一個相對強大的國有經濟部分，對經濟穩定和防止兩極分化與社會對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其中一些腐敗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樣存在。大規模地降低國家持股比重，是國資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證券市場上人們既得的利益結構卻是強烈要求和希望國家資金能夠增持更多的股份。

更深刻的問題是，在東方文化傳統深厚和法治基礎薄弱的中國，如何能在避免國家主要經濟資源的家族化的同時，解決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情況下的代理問題，仍然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因此，無論是在市場化還是產權激勵的進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創新的難度在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在衰減。

地方競爭對增長的作用逐步下降

其三，基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價勞動力與土地供給，逐步從增長的動力變為進一步增長的桎梏。

一方面，小塊土地的分割承包經營在經濟和技術進步條件下明顯的不合理性，日益鮮明地顯示出來，而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拋荒和農業停滯的趨勢。另一方面，離鄉不離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經濟制度的壁壘，阻滯了正常的城市化過程，使已經非農化的約1.5億農民工（更不用說其贍養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過程，從而極大地壓縮了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內需增量，并導致某些畸形化城市發展結構與利益結構。

更為嚴重的是，在絕大多數農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還幾乎沒有起步的同時，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業價值，強勢集團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資本包括開發商、城郊的集體和農民）的相互爭奪，已經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從而提前透支和急劇消耗今后長期增長的潛力。

其四，中央集權下的地方競爭的利弊從來是有爭議的，地方政府強大的整合資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雙刃劍，既有規模經濟和區域經濟的正效應，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場功能的負效應。地方政府強勢的財政經濟性投入，很難避免追求政績和GDP的浪費以及部分官員的尋租腐敗行為，同時對民間資本又產生了擠出效應。

改革前30年計劃經濟的歷史表明，對政府投資來說，由于沒有回報約束和市場紀律約束，投資饑渴是絕對的。但如果長期依賴，則一定會導致回報低下、浪費嚴重和隱性與顯性的通貨膨脹。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隨著內需增長和城市化的發展，地方政府從經濟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地方的投資和土地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地方競爭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逐步下降，這個趨勢顯然不可扭轉。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由于中國經濟的巨大體量，其高速增長本身，已經帶來了若干基礎原料和工業品的相對價格的巨大調整。作為一個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發達國家人口總和一倍的大國，延續原有的資源、能源消耗的增長方式，即使想重復別人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說，這種增長方式本身也使中國自己付出了資源、環境和健康的重大代價。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在所難免，而這種轉變本身，往往是困難和痛苦的，同時在很多情況下都意味著成本的增加以及增長的制約。

因此，怎樣尋找和激發新的經濟增長點，突破發展的瓶頸，走出東亞國家和地區歷史上經濟高速增長不出30年的周期，絕不是一個短期政策應對與技術問題，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制度創新的重大挑戰。

（文章來源：08年12月21日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