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經濟轉型需改變“收入比”

很多學者呼吁經濟轉型，呼吁靠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改變、靠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要有改變、靠制造業的模式也要改變，要更多地發展第三產業。但四分之三的生產性財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里，只要這些財富升值，四分之三繼續留在國家手里，必然的結果就是不斷往工業一投再投、往基礎設施一投再投。

中國的經濟轉型為什么難？在我看來，與政府和居民之間的收入比過大有關。

國家收入的“大餅”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國整個社會分成三個不同的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政府，從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鎮居民是第二個群體，農民作為第三個群體。在過去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最多？哪一個群體得到的好處相對來說最少？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總體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數是100，到2007年的時候上升到670左右，國家作為一個群體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時，占的份額是最多的。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總體上翻了1.2倍。如果我們把整個國家的收入看成一個大的“餅”然后分給這三個群體，政府從這個餅里面得到的份額是最多的，農民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

國家收入相當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國的國家財政稅收是5.1萬億人民幣，相當于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較一下，我們發現現在政府的規模重新超過改革開放初期，同時也比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大。用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作為參照系數，1978年的時候國家財政稅收相當于8.5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去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3億農民的純收入。

消費難是因為財富升值效益沒辦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們再看一下資產性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是怎么分配的。據統計，差不多有76％的資產性財富還是掌握在國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資產性財富掌握在民間。到2006年年底，把國有土地的財富和國有企業資產的財富加起來，國有資產的價值差不多是79萬億人民幣。而到2005年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是21萬億左右。

中國的社會財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這樣的配置結構，帶來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長，那么中國老百姓能夠感受到增長的好處會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財富在民間的配置結構，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每年可以花的收入應該包括兩部分：勞動收入和工資收入；資產性財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國，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勞動收入，工資的上漲是最主要分享經濟增長的渠道。很多經濟學家講我們必須改變中國導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須通過內需的增長來帶動增長，但是，財富升值的效益沒辦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費。

“收入比”決定國家喜歡在重工業“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資產、獲取更多的國民收入，其他的結果還有哪些？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不管是前蘇聯還是過去計劃經濟的中國、今天的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非常重視重工業、制造工業，而輕視第三產業、輕視輕工業。因為政府代替老百姓擁有這些資源、控制財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結果肯定會重視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財富的支配權和消費權的時候，最后會轉變成為對服務業、對消費者工業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會轉變成對大工業項目的投資需求。原因是花別人的錢，不僅僅不心疼，還需要追求效果。作為官員，一般都會把這些財富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上，這些往往是基礎設施和大的工業設施所具備的特征。

很多學者呼吁經濟轉型，呼吁靠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要改變、靠出口帶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要有改變、靠制造業的模式也要改變，要更多地發展第三產業。但是，四分之三的生產性財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里，只要這些財富升值，四分之三繼續留在國家手里，同時又有這么多財政稅收掌握在國家手里，必然的結果就是不斷往工業一投再投、往這些基礎設施一投再投。這樣下去，一個國家還要靠出口市場，才能使那些投資多少有一些匯報，否則這個增長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長期靠投資怎么能維持下去？現在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時候。

（文章來源：《南方日報》）

（作者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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