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偉大的遺產

新中國成立60周年，值得慶祝。對學者來說，更重要的是總結60年的經驗，揭示“中國奇跡”的真正原因。不少學者爭論：改革開放之后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有人認為，后30年還是有一個“中國模式”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戰略，比如“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革”等；也有人認為，中國沒有特殊模式，中國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華盛頓共識的“山寨版”。

無論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摸著石頭過河”，還是“華盛頓共識”，都不只中國在做，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也對外開放，但都沒有像中國一樣，出現連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偉大創舉同樣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的歷史當中?！爸袊洕孥E”的一部分答案，可能還要到前30年留下的遺產里去找。

在這些遺產當中，有一些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的科技體系、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統一的國內市場、安定的政治環境，靠抗美援朝和中美建交而贏得的國際地位，“兩彈一星”換來的國家安全等。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遺產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遺產，不容我們忽視。

其中重要的一個，是新中國前30年奠定的人力資本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勞動密集型戰略。實現這一戰略的基礎是中國擁有大量年輕的、健康的、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這種優秀的勞動力，在發展中國家是罕見的。來源是1949～1978年，我國在人力資本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突出表現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一些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其中，平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左右增加到了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70歲，高于很多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甚至接近某些發達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百五十減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人均壽命的增長速度、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印度和墨西哥兩國之和還要快（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發展指數，下同）。

再看教育，擁有基本讀、寫、算能力是勞動者參與現代社會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的文盲率達80%，而1981年，農村青壯年文盲率減少到15%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維持在60%。因為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盲率相對較高，如果僅比照青少年的識字率水平，中國在1980年就已經領先于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較高收入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1949年以前，中國的小學入學率在25%左右。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學齡兒童入學率就基本穩定在90%，接近工業化國家水平。其中小學生中45％為女生。在中學一級，毛入學率是46％（包括未到年齡和超齡的學生），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

除了健康、教育，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婦女解放、婦女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再加上醫療條件的改善，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生育率的降低又反過來促進健康和教育的發展。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生育率的降低是一個內生的自然過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就降低到了2.0以下，并不是計劃生育之后才下降的。

新中國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極大地提升中國人的數量和質量，是新中國深刻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奇跡，是與當時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群眾路線的保障模式分不開的。

第一，社會公平的執政理念。新中國的創立者清楚地認識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權利，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人民當家作主，普及教育和醫療，使得所有人都有愿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標，煥發出人民群眾無盡的創造力。

第二，政府主導的中國獨創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我國在發展中國家中，較早地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廣泛覆蓋的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體系。以衛生為例，城市以國有企業和社區為基礎的勞保醫療、農村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有效貫徹“預防為主”方針，極大地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1978年我國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唯一典范”。

第三，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保障模式。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在公共衛生和基礎教育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最基本的經驗是摒棄了在西方現代化模式下高成本、專業化生產的方式，而是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土法上馬，因地制宜，政府及時發現、總結和推廣群眾的創新方法，如赤腳醫生等，各級政府有效地把群眾運動和公共服務的建設結合起來。

盡管前后兩個30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異，但新中國60年的歷史，是一個不能割斷的整體。

今天，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要很好地為下一個30年進行人力資本的新儲備，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目前，要完成這個任務，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我國醫藥衛生體系在新的條件下還面臨許多問題，1980年以來，我國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狀況迅速下降，低于許多同等起點的國家，一些指標甚至出現倒退，這不僅是基數提高的后果，也有政策和發展模式的原因；我國的教育體系盡管實現了數量上的全覆蓋，但是在教育內容和方式上，離培養對國家有用人才的目標還有距離，當年強調的與工農相結合、面向基層、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的教育理念，出現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在新的形勢下認真研究和借鑒自己的有益經驗，真正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發展道路。

（文章來源： 09年9月28日  《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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