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巴東鄧玉嬌警示錄

在舉國關注之下，巴東縣的這起案件終于一審落槌。難以計數的網絡言論馬上作出各種不同的評論。無論如何，這起發生在巴東縣的案件及其審判已經成為顯示這個時代特色的一個標本，也留下了許多對今后制度建設的啟示。

在進入網絡時代的這些年間，通過網民的熱議影響決策者，最終導致相對正面結果的案件有3起，第一起是2003年的孫志剛案，對于那位遭遇“史上最牛提款機”的許霆的審判是第二起，第三起就是巴東縣的這一案件?！叭髴鹨邸敝械木W絡民意都呈現出一邊倒的趨勢，即對于孫志剛、許霆和鄧玉嬌這些弱者的深切同情，對于公權力的滿腹憂慮和普遍的不信任。網絡言論仿佛是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各種論壇上的“高樓”聳立、博客播客們的激情涌動，虛擬世界里的場景卻令人感到真實而且巨大的壓力。這種情況當然也引起不少人的擔憂：在事實真相撲朔迷離的時候，帶有明顯傾向的網絡民意是否會導致不公正的結果？

但是，政府的行為怎樣取得公眾信賴也許是更重要的問題。假如在野三關這個偏遠小鎮的這起案件發生在前網絡時代，事情就會化繁為簡，本地公安局的結論就會成為當地媒體上的一小篇報道，當然，鎮上以及縣城里的人們會對于案件情節有些議論，街談巷議，竊竊私語，過一段時間，一切都恢復“正?！?，波瀾不驚。然而，網絡改變了這一切，困難在于，我們的政府還難以適應這樣的改變。

以往，為了不受外界干擾，偵查機關對于案件的處理往往采取一種不透明的方式。在巴東案件中也是如此。公安局向外界披露的信息既遲緩，又貧乏，而且還自相矛盾。鄧玉嬌最初的代理人夏霖、夏楠律師中途被解除代理關系，但是蹊蹺的是，本該由鄧玉嬌或其母親宣告的事情卻是由政府來宣布。這種越俎代庖當然會讓人懷疑是巴東縣政府操縱的結果。假如公安局以及巴東縣政府以更加公開透明的方式處理案件，歡迎媒體采訪，每天都向記者通報案情進展，包括黃德智、鄧貴大的身份以及家庭背景，某些事情讓鄧玉嬌、黃德智這樣的當事人直接面對記者，自由地回答提問，使得公眾能夠以一種更加信賴的心態獲取信息，也許雙方對于事實的描述仍然是各執一詞，不過那畢竟是當事人本人在說，客觀上也減輕了政府所承受的壓力。

一起刑事案件的處理包括偵查、起訴和審判三個密切關聯又相對獨立的環節。法律規定三者之間既有配合，又要制約。在本案中，我們卻只看到配合，看不到制約。例如，檢察院對于偵查結論是否進行過嚴格審查，他們是否對于黃德智僅僅只是受到治安處罰而非刑事控訴提出異議，兩位夏律師指稱的某些關鍵證據受到毀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們根本沒有聽到負有對偵查機關監督使命的檢察院的任何獨立聲音。這樣一起事實情況撲朔迷離的案件，審理、合議庭合議以及宣判加起來不過3個小時。幾家經過嚴格篩選的官方媒體獲準進入法庭旁聽，在語焉不詳的報道里，我們不知道律師除了作出無罪辯護之外，是否對于檢方證據以及立場進行過有力的質疑，案件中的關鍵人物黃德智以及在案發現場的其他人是否到庭作證，是否受到律師和檢察官的仔細盤問？那份稱鄧玉嬌有“心境障礙”的鑒定結論在法律上究竟意味著什么？鑒定者是否出庭加以說明？盡管最終鄧玉嬌免于刑事處罰，但是判決結果卻是與事先公安局的偵查結論若合符契，不免給人一種判決結果在審前已經確定之感。本來應該成為釋疑解惑的最重要平臺的庭審卻沒有發揮這樣的功能，反而增加了疑問，這是令人遺憾的。

執法與司法機關之外，我們還看到其他機構走到前臺。例如這樣的一則報道：6月3日，巴東縣政協主席林廷芳主持召開第三十二次主席會議，通報“5·10”案件的處理情況……會議認為省州公安機關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5·10”案件的處置得當，定性準確，順民心，合民意，與會人員對案件的處置表示贊成和擁護。

看來，在法院判決之前，關于該案如何處理，政協主席會議也要進行討論，并且認為公安部門“處置得當，定性準確，順民心，合民意”，與會人員“表示贊成和擁護”。假如各機關都表示贊成和擁護，那么最后的審判還有什么懸念呢？在一起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案件處理中，采取這種與現代法治準則格格不入的方式且堂而皇之發表出來，又怎樣樹立我國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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