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小議孫教授的“負責任”言論

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最近表示,“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見《中國新聞周刊》3月18日)。這個說法,對長期關注信訪問題的我來說,直覺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刻去查找孫教授得出結論的依據,當看到“(老上訪戶)就堅持他的某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癥狀。他們為了實現一個妄想癥狀可以拋家舍業,不惜一切代價上訪”,我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堅持觀點為什么就等同于妄想·是因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嗎·

2003年時任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接受《半月談》雜志采訪時亦指出:“當前群眾信訪特別是群眾集體信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有道理或者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边@和孫教授的說法顯然存在矛盾。要用理性來分析的話,孫教授首先欠我們一個解釋,他是如何得知老上訪戶反映的問題都解決了,甚至沒有問題的·這個前提條件如果是想當然的,其推論顯然也站不住腳。孫教授如果仍堅持這一結論,不能光靠“我負責任地說”這種拍腦袋學術。孫教授應該給我們提供的,是支持他觀點的事實依據,包括老上訪專業戶的定義、調查樣本的數量、范圍,調查人員的背景,以及偏執型精神障礙的認定程序和標準、對樣本的診療記錄等等。

我之所以糾正這個問題,更因為孫教授堅持“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收治)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如此一來,可以得出一個隱含的結論:老上訪戶都是精神病,都應該要被強制收治。而反對的人按其說法,都是“缺少基本的精神衛生知識”。我當然不是精神醫學的專業人士,但常識告訴我,一個性格執著的人、一個有偏執型人格障礙的人、一個患了偏執型精神障礙的人,會有著多么大的不同。執著是品質上的優點,人格障礙屬于心理疾病,而老上訪專業戶中,在我看來,前兩者要占大多數。上訪是條艱辛又希望渺茫的路,老上訪戶中,很多是對公平正義特別敏感的人,對信念的追求超過了對庸俗的利益得失的計算。但在漫漫上訪路上,在挫折失望冷眼之中,有些人變得心理失衡甚至發展成精神病,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我并不是反對精神醫學介入信訪研究,相反地,我一直在呼吁,心理學專業人士能夠在處理上訪問題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客觀、專業地甄別出患上精神障礙、心理障礙的上訪戶,并給予必要的治療；比如對所有上訪戶,像對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一樣,給予大范圍的心理疏導或心理輔導；比如進行長期的跟蹤調查,掌握上訪者心理變化的數據等。這一方面體現對弱者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也是科學解決信訪問題的基礎之一。這方面的工作,現實中還遠遠不夠。孫教授的發言,在客觀上或許能引起公眾和有關部門對精神病人,包括對上訪戶精神狀態的重視。但是,我絕不能同意他所說的,“把精神病人送到醫院是(對其人權的)最大保障”。更害怕會被某些人利用來強行送治老上訪戶,或將這種行為合理化,以減輕對良心的拷問。

這句話,貌似公允,實際上已經偷換了概念。法院宣判之前,罪犯只是嫌疑人。精神病院確診之前,沒有精神病人。初次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只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最多是疑似精神病人。要保障他們的權利,首先要保障他們不會因政治、經濟、家庭矛盾等原因,被政府、單位、家人錯誤地送到精神病院,被病院錯誤地診斷、收治、禁止出院。而現在實踐中的做法,并不能保證這一點。2008年山東新泰上訪農民孫法武被鎮政府送入精神病院,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在法律明確規定精神病人的初診程序和標準之前,把一個你認為反常的人強行送到精神病院,不可能是對其權利的最大保障。而法律也不是天然存在的,一部法律是“良法”抑或“惡法”,其起草者及其代表的利益方,作用不容小視。據說孫東東教授是《精神衛生法》立法起草的成員之一,這還真是讓人有點擔心。

這件事也觸動了我內心深處長久以來的一個想法。作為常識,現代學科的細致分工和日益專業化,使對世界、社會、現象、事件的認知和解釋,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各專業內部的術語、理論等,甚至常常是不相容的。打個簡單的比方,用現代心理學知識分析代表隱逸文化的陶淵明,大概屬于“社會適應不良”,清末、民國時熱血的革命者,似乎是“反社會人格”。技術消解了價值和意義。具體到每個學者,有限的知識背景,使其結論也可能是有限的。肩負重任的專家,更要意識到自己身上的局限性,以免落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而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精神,比如對弱者的同情,可能會幫助專業人士彌補技術的局限,獲得更大的視角。

用“我負責任地說”而不是嚴謹的學術來對公眾、決策層負責任,是教授的恥辱。如果老上訪戶的最終結局因此都是終老精神病院,那更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