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梁啟超的感慨與金融危機

一九一八年底，梁啟超率領一個半官方的考察團訪問歐洲。除去他本人，團員中還有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都是中國年輕的一代知識精英。

考察團有雙重目的，一是參加巴黎和會，另一個是拜訪當時歐洲的一流知識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國，他們迫切的想從他們身上獲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歐洲的景象，比中國代表團在和談中受到的挫敗感，更令梁啟超感到觸動。他們參觀了曼徹斯特的工廠，巴黎的巴士底獄，在阿爾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訪了伊奧肯、伯格森的哲學家。歐洲給予他“一片沉憂凄斷之色”之感，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毀效應，比他想象得更嚴重。

“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佬，也一個個像我們一半叫起窮來?？恐乩鑲^日子？”，他在《歐游心影錄》里寫道，“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曾]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來……”

這頹敗景象甚至動搖了他一直以來的信念。自從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以來，西方，尤其是英、德、法為代表的歐洲，一直是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榜樣——古老的中國應向她們學習，它象征著科學、進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國訪問時，他仍堅信，中國離西方世界的距離太大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但現在，梁啟超開始覺得西方走得太過了。它不在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質昌盛、科學進步的希望，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貪婪與野心，他感慨說“誰又敢說（戰前）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墻腳上筑筑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一些西方人的悲觀論調也確認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國記者塞蒙氏對他說，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他回美國就關起門來，等著中國文明輸入進入拯救他們。

四十六歲的梁啟超用了大半生試圖向西方尋求中國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滿希望，又讓他沮喪。但此刻，歐洲的潰敗似乎給他某種少見的信心，他準備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國文化遺產。這種信心還轉化成自我陶醉，他對中國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可愛的青年??！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者你來超拔他哩?！?

在中國國內，很多人分享了他類似的情緒。比他更年長，曾經是亞當·斯密、赫伯特·斯賓塞的熱烈翻譯者的嚴復，在一九一八年給朋友信中寫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齒'?！?

這種情緒最終在一九二三演化成一場“東方與西方”、“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如今看來，這場激情洋溢、人數眾多的論戰，混亂而經常錯過重點的，雙方的論述經常被對方簡化。人們記住了梁啟超情緒激動的“科學破產”，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后來的冷靜補充：“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比藗儍H僅記住了梁漱溟的“東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質”，“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片面論斷，而不知他想表達的是對過分功利主義的警覺。同樣的，丁文江、胡適對科學精神的捍衛，也經常被誤解為仍然相信“科學的萬能”。

梁啟超將一次世界大戰，視作西方推崇的科學上的失敗，是代議制政體的失敗，用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這些簡單的符號來形容歐洲國家。但事實上，近代歐洲精神與體制，卻并未隨著大戰而終結，它仍有力的支配著二十世紀，并先后戰勝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而此刻呢，被貪婪、欺詐劫持的華爾街，不值得信賴與同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自由市場的問題，而是它缺乏制衡的政治與社會力量。我們看到伊拉克民主進程的挫敗，陳水扁的丑聞，將之歸結于對民主制的懷疑，卻經常忘記了獨裁體制的危害更令人驚恐，民主新政權也同樣經常受到昔日幽靈的影響。

那些過分贊譽中國制度的美好的論斷，多少像是梁啟超在九十年前鼓勵中國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樣，對于中國社會的巨大困境視而不見。中國金融體制充滿漏洞，只不過它從來掩藏在權力的保護下，所以黑洞沒有爆發出來；中國高額的失業率，普通人缺乏經濟保護，只不過中國人更習慣這一切，更容易忍耐……

如果，你在中國的普通地方生活過，你就會知道，什么才是危機中的生活。正令西方人抱怨不已的生活質量的下降、對未來的恐慌，和它比起來，實在算不了什么。以為此刻的中國能給世界提供某種全新的可能，這多少像是梁啟超“等你來超拔”的呼吁，它給予我們自我麻醉式的快樂，卻引入了更深的誤解。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正充斥著對美國危機和臺灣丑聞的報道，它們像是我們對自身困境的一種巧妙的回避。被壟斷權力所干涉的市場，缺乏民主監督的政治體制，仍是這個國家主要悲劇的來源。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