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改革與法治及解釋權

最近學界特別是法學界對于改革的思考，集中到了“改革與法治”這類問題。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現實因素就是最近某些地方黨政領導聲稱改革要敢于“突破法律禁區”，主張“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這讓人們感到困惑甚至擔憂，因此，“違法”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改革過程中的“惡法”及“良性違憲”等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熱點。

在我看來，有關這類問題的爭論，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社會本質性特點?！案母铩钡谋疽馐侵副３帜撤N制度和事物原有本質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某種改變。從1978年開始，改革就成了中國主導性的話語，而且被賦予了極強的道德正當性和合法性。那么，什么是本質性的需要保持的，那些東西是可以改變的，如何改變，都與改革的解釋權有關。

中國改革30年來，這個解釋權還是執政者的，即最高政治權力的掌握者所擁有。也就是說，如果是執政者主導或認可的某些社會改變，它就可以通過意識形態的轉化賦予這種改變為“改革”，而且還可以改變某些具體的法律規定，使之成為法定秩序。而民眾自發的某些改變或底層政治人物所推行的某些社會改變，問題就復雜得多。如果民眾的壓力過大，而又沒有觸及執政者的底線和基本利益，就有可能被認可，并可以上升為法律規范。如果民眾或底層政治人物的行為觸及到了執政者的底線，那這種改變就不會被認可，就會被認為是違法犯罪。

當然，執政者的底線是會改變的，但某些東西則是剛性的。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執政者就給出了“四個基本堅持”這一底線。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壓力的增加，除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最具剛性的原則，其它的都是在“發展就是硬道理”加以突破而有某種程度的改變。比如，公有制或私有制發展等問題，就可以通過對“社會主義”進行新的解釋而賦予它的合法性，也可能通過修改相關法律來得以改變。而隨著新的社會利益結構的相對固化，某些經濟集團的利益訴求成為了新的法律規則，也就使“改革”的空間越來越少，“改革者”越來越艱難。

可見，要解決目前“改革與法治”等問題，關鍵還是要解決“改革”和“合法”的解釋權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主導司法的國家里，沒有政治的解決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當然，這個政治解決的方案起碼具有兩個方向性的選擇。其一，就是進一步把解釋權向執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鄧小平一樣的開明而有權威的政治家，敢于沖突一切阻力，用類似“黑貓和白貓”這樣簡單的規則來領導當下的中國“殺出一條血路”；其二，則是實現解釋權的轉移，讓民眾“對什么是改革“擁有解釋權。這就要求按民主和憲政的框架來約束權力，讓民眾有權力和能力參與社會發展，并最終決定社會制度改變的方向和路徑。簡單來說，要使中國社會的改革事業進一步推進，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權主義”和“民主憲政”兩個方向性的選擇。

把社會改革的解釋權賦予新的威權式政治領袖，也許會有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會很快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使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迅速得到平息。問題是，這種威權式政治領袖往往是歷史自然形成過程，絕不是用暴力機器強加給國家和社會的。而且，威權政治的后果也具有多樣性，有可能讓整個社會和民族為其錯誤的決策承擔后果。如果選擇“民主憲政”的框架來規劃和推進改革，也許會影響到某些效率，但它終究符合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也會能激發民眾的創造精神，使社會獲得穩定而健康的發展。問題是，選擇“民主憲政”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改革”，對什么是“中國式的民主憲政”的解釋也就具有十分的政治性。

當然，問題絕不是兩選一這樣簡單。任何社會性制度的改變都最終取決于社會力量的對比。同樣，對于改革的解釋權這類問題最終也取決于社會力量的對比。但是，無論現在還有多少“中國式”的解釋在曲解人類已有的政治文明成果，科技的發展，特別是網絡資訊時代形成和擴大的公共領域，越來越多突破威權式政治人物劃定的框架，而自覺或非自覺地用普世價值規劃人們的行動路線。這實際上是這么多中國人堅守在國家和民族改革事業前沿陣地的理由和目標。

（文章來源：08年9月12日天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