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瑞：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性與艱難性

中國經濟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完成了加入WTO過渡期之后，增長方式問題成為極具爭議的話題。流行看法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代價太大，所以需要轉變增長方式，轉到體現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可持續性的增長方式。對此的進一步解釋是，盡管十年前在確定“九五”計劃時就提出了要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十年之后這一任務并沒有完成。相反的意見則不多，似乎大家都比較一致地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需要轉變。筆者以為，經濟增長方式需不需要轉變與能不能夠轉變是兩碼事，由于經濟增長方式涉及到一整套經濟系統的運作與循環，主觀愿望與客觀結果需要在長期磨合中達成一致。因此有必要從宏觀角度給予進一步的討論。

概念討論

討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首先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及其類型特征。以《現代經濟辭典》給出的定義為代表：經濟增長方式是“生產要素的分配、投入、組合和使用的方式”。這一定義言簡意賅。然而從實際觀察出發，這個定義過于狹窄。其實，凡是有助于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組合，均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由此觀察，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方式組合類型是復雜的，多種多樣的。從理論上說，有多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組合類型，例如：按要素投入劃分，分別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增長主體功能作用劃分，分別有政府導向型和市場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按市場供求內外部因素劃分，有以內需驅動型和外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需求要素劃分，有投資拉動型，消費推動型、出口帶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數量與質量關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內涵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在經濟理論范疇中，經濟增長一般是指經濟活動單純的數量增加，經濟發展一般是指經濟總量增加與經濟結構優化同時出現。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具有了更加廣泛和深刻的含義。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或核心，離開經濟數量增加而談經濟結構優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對各種經濟增長類型的劃分其實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表現，在不嚴格限制的場合，兩者概念是可以互換的。

一般理解為，所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促使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向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轉化，用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如果做兩個極端的歸類，傳統的、舊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一組增長（發展）方式集合：資本、勞動密集型的；政府驅動型的；外需拉動型的；投資驅動型的；出口帶動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現代的、新的增長（發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組方式集合：技術密集型的；市場導向型的：內需驅動型的；消費驅動型的；內涵集約型的。歷史地看，上述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發展）增長方式只是一種相對劃分。而且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有著不同的形成條件，相互之間并非孤立、對立，往往存在著交叉重疊、主輔互補的關系，相應產生不同的增長（發展）結果。這種實例舉不勝舉，不用多說。

在認識經濟增長方式時有三點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存在，本身并無價值好壞判斷。它具有在綜合條件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特征。當一種增長方式的綜合條件沒有被新的條件打破、替代時，想要在主觀上讓這種增長方式退出歷史舞臺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夠理解：何以早在十幾年前就提出了要轉變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轉變過來。它除了受到制度條件約束之外（相對而言，制度條件是比較容易轉變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機制條件、技術條件、資源條件的強制約束（這些條件轉變難度超過制度條件）。第二，評價一種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與否，關鍵不在于它的過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實施結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純學理的評價，人們會說投入最少而產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抽象了現實和歷史條件的評價實際上說等于沒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時就曾經有這樣的思想：資本家對待一種新的技術發明在生產上使用的態度，首先要看這種技術能否使得資本增值，或者說增加相對剩余價值。如若新技術不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增值，資本家就寧愿繼續采用舊技術而置新技術于不顧。經濟增長方式采用哪種組合類型，除了取決于增長方式存在的條件性外，其實也取決于增長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對經濟增長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釋，比如可以把滿足人民消費需要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的。但這里考察地是在同樣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上，如何使得經濟增長方式保持一種合理的表現狀態。因而可以達成一點共識是：無論哪種組合方式類型，都須使得經濟增長在給定條件下到達一種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長狀態。

以上概念的討論就進一步演化為有關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與增長（發展）狀態之間關系的討論。進一步說，任何一種經濟增長（發展）方式能否實現經濟增長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狀態？經過實際經驗觀察可知，一種經濟（發展）增長方式能夠實現它在給定的現實條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狀態的。換句話說，這種比較理想的經濟增長狀態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無通脹增長狀態（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這種理想狀態的低通脹高增長狀態（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無通脹增長被經濟增長理論視作一種理想型的增長狀態。這一定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他認為：“把創造貨幣的增長率建立在能夠促進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足夠高的水平上。經過計算，這個增長率為1%，它帶有輕微的通貨膨脹傾向，并且具有靈活可變的優勢而沒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視的缺點?！惫P者完全同意這個定義，并進一步強調：無通脹增長首先是低通脹或無通脹，在此前提下出現一種高增長現象。那種高增長與高通脹相伴、低增長與低通脹相伴當然不屬于理想狀態。此外，這也不是通貨緊縮的高增長，因為通貨膨脹指數為負值才出現所謂通貨緊縮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實效及其比較

縱觀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實際狀態，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了幾個顯著不同的時期，其增長狀態依次過渡為：中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高度通脹增長→低度通脹增長→無通脹增長。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狀態是起伏不定的，處于通脹與增長形影不離的伴生狀態，在相當時期內通脹指數大大高于增長指數。但是從199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代。而且就2007年實效情況看，這個黃金時代還似乎沒有結束。

進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均高達9.1%，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只增長了0.7%。筆者曾經在另一篇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論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基礎上，利用增長趨勢方程得出結論：1978-2002年間，我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8.9%。這里出現了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多出0.2個百分點的不合理差距。解釋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筆者的計算分析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其二，統計數據出現了低估情況。筆者傾向于第二種理由解釋。因為經過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之后，國家統計局對以前的數據進行了重新調整，新的實際增長率普遍都比舊的數據略微高一些。而筆者以前的計算正是建立在舊的數據基礎上的。無論如何，從1998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到達了它的潛在增長水平臨界點，而代表通貨膨脹指數的CPI只有近1%的增長，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萊所說的那種無通脹增長狀態的。追求無通脹增長，正是國民經濟管理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和目標。

無獨有偶，通過對同處于亞洲亞文化經濟增長類型的國別（日本、韓國，還有臺灣地區）分析比較后發現，近似理想增長狀態的出現并非個案。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往往是一種經濟增長成功的標志物或伴生物。筆者以日本和韓國為例給以簡要說明。

1、這兩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后期，都出現過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增長的增長狀態。日本是在1982-1990年間，平均增長率為4.2%，通脹率平均為1.7%，接近無通脹增長型。韓國是在1983-1989年間，增長率平均為9.1%，通脹率平均為3.8%，屬于低通脹高增長型。應當說，日韓兩國均在當時給定的現實條件下實現了它們自身經濟增長方式所能到達的最好水平。

2、這兩個國家在持續了6-8年的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階段之后，被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所終止。日本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滅，經濟持續走向了衰退。韓國經濟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增長不穩定，最后被亞洲金融危機拖入低谷。

日韓兩個東北亞經濟增長典型案例對中國的啟示是：第一，經濟增長理想狀態（或近似理想狀態）的出現是以一段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段為標志的。這個標志就是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同時也是經濟奇跡的伴生物。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到2008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無通脹增長黃金時段或許也面臨著終結的局面。第二，黃金時段早晚會結束，但這種黃金時段能夠持續多久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證明。眾所周知，日韓經濟進入衰退或危機之后，日韓式的增長方式就受到了挑戰和批判。日韓從此也進入了新一輪的結構調整時期。中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但是新的增長方式并沒有完全出現，而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創造了持續十年的無通脹增長狀態。換言之，傳統的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依然有著它特有的能量和效應，這種增長（發展）方式在過去十多年中到達了其較為理想的狀態?，F在的問題是：這種增長（發展）方式的潛力是否完全耗竭完畢？如果不是，那末這種增長（發展方式還能有效地持續多久？如果是，那末用什么新方式來盡快代替它？

增長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與能耗過高問題

目前對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批評最多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它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第二，它導致對地球稀缺資源的消耗過大。為著證明這兩個問題的存在，許多文獻舉出了反映收入差距的各種指數或系數（如基尼系數等）的上升，以及中國產出及消耗占世界主要資源的比重越來越高等數據。筆者原則上也認可所列數據，但是需要強調：這些數據以及相應的說法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目前增長方式的有效性，而且這兩個問題對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各有不同的意義。以下分別展開對這兩個問題的分析。

1、關于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首先，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具有相對的歷史合理性。眾所周知，1978年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這種收入分配制度在實踐上中導致了“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導致了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等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后果。1978年以后的改革正是要糾正這種不合理現象。糾正的結果自然是刺激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由此，增長原點上的差距小本來就不合理，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合理性”。而在30年當中收入差距的擴大，某種意義上是對市場經濟意義上的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回歸。只是困難在于筆者無法計算出目前實際差距中哪一部分是屬于合理的，哪一部分又屬于不合理的。因此，僅僅以某個系數或指數的歷史比較，是無法說清楚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合理與否的。借用一種市場經濟理論中經常使用的概念，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差距同樣也存在著一個“自然率”。高于或低于這個自然率應當屬于不合理。但是問題是現在人們清楚地知道這個自然率嗎？如果不知道，何以認定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了呢？

其次，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會帶來收入差距過大。認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繼續是傳統的、舊的方式的說法其實是不夠準確的。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多樣性表現之一就是傳統與現代、新舊增長方式并存，只不過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目前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墒乾F代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對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比如IT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屬于信息經濟的主要產業，這些行業目前都是屬于社會中高薪收入行業。由于這些行業在中國呈加速增長態勢，由此造成的傳統行業與新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擴大。即使在90年代之后的美國，新經濟或新的增長方式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傳統經濟或舊的增長方式退居次要地位，但一方面它導致個人收入不均趨勢緩和，另一方面它又導致家庭收入不均的趨勢繼續擴大?？磥?，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對于化解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一定起著積極的作用。

再次，自中國經濟轉型以來，政策導向上推行了一條有意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路線。這條路線目的是想解決增長起點上的平均主義分配問題，并不想將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到過份的程度。但是實際進程的掌控并不完全取決于政策制訂者的個人良好意愿。實踐中，一方面是刺激收入分配差距拉開的政策不斷推出，另一方面是缺乏促使收入分配差距縮小的新政策出臺。一多一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說，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大，不能完全由經濟增長方式或傳統的增長方式來承擔責任。

2、關于能耗過大問題。

數據已經清楚地表明，30年來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的急速降低。進一步說，到1998-2006年出現無通脹增長狀態時候，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量已經下降到產出一萬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消耗1.35噸標準煤。這與20年前要消耗10.623噸標準煤相比，進步是十分顯著的。不要忘記，這個顯著的進步是在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下取得的。

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取得了如此顯著的能耗進步，并不能說它沒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在很多文獻中加以說明，比如環境污染加劇，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10個里面就有4-5個是中國城市，等等。而且，從橫向上比較，中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著顯著差距。比如，以噸鋼可比能耗數據相比，2003年中國重點企業生產一噸鋼的標準煤消耗為726千克，這分別差不多是日本在1980年、美國、英國、法國在1985年的水平。中國比發達國家落后了20年左右。從縱向上比較，盡管30年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在持續降低的，但是降低的速度卻在逐步遞減。到無通脹增長時期，能耗下降的速度年平均只有4.31%，與過去時期下降速度年平均8-18%相比，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能耗下降速度的正U曲線。以上情況表明，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降低能耗的能力正在走向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說，需要有一種增長方式的轉變，以此來阻止能耗下降正U曲線的延續。

目前的增長方式能夠維持多久？

早在10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Krugman）等就認為，東亞投入驅動型的增長（input-driven growth）有損于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從長期看將會導致經濟增長的緩慢并最終導致崩潰。1997年出現的亞洲金融危機似乎也驗證了克魯格曼等人的這一看法。在總結這場危機時，他進一步強調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流汗方式（資本積累）獲得的，而非通過靈感方式（技術進步）獲得的。這種方式使得經濟增長率很高，但是資源利用效率卻不高。應當承認，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方式也是目前我國居主導地位的增長方式。因此，克魯格曼們的這種預言是否也會在中國身上應驗？換言之，目前的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還能夠維持多久？

觀察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增長實效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遲早是要結束的。這個結束的日子在于經濟增長曲線與通貨膨脹曲線出現一個交點：原本兩條曲線相離相平行變動，但是終究兩條曲線要相交，由此宣告低通脹高增長或無通脹增長時代的結束。從目前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曲線與通貨膨脹曲線還處于相離狀態，其平行相差度保持在7-8個百分點。所以，在可以預計的若干年中，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繼續發揮它的積極作用。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這種增長方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減，如果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早晚會出現日韓所遇到的增長黃金時代的終結。為此，國民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和延長這個黃金時段。

如何保持無通脹增長的黃金時段并使得其盡可能的延長？回答這個大問題應當說大大超出了本文所能容納的篇幅。這里只想指出幾點設想：

第一，在傳統的、舊的增長方式潛力尚未完全耗盡之前，應當積極培育現代的、新的增長方式。通過用新的增長方式置換舊的增長方式，來繼續保持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的局面。作為一種增長方式轉變的預期結果，應當是在增長諸種要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超過勞動貢獻率與資本貢獻率之和。目前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只有不足40%，因此需要耐心與恒心，也需要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任重道遠?？梢灶A言的是，在通往技術進步貢獻率超過50%的道路過程中，能夠繼續保持無通脹增長或低通脹高增長的狀態，對中國乃至全世界說來都將是最大的福音。

第二，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技術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再創新等組合創新應當是首位的，重中之重。技術是直接構成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內在驅動力的創新。就技術與制度的關系而言，存在著含混的解說，比如認為制度高于、重于技術，以至于人們不再關注技術的持續創新，而把主要熱情集中在制度創新上。其實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技術作為生產力的組成部分，是基礎性的、原動力的，而制度作為上層建筑，是產生于生產力的需要并積極維護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制度當然不可能高于或重于技術，但是制度可以積極推動或消極對抗技術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從目前看，技術創新是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首先需要明確追求技術創新。

第三，建立起能夠保護和促進技術發明和創新的有效機制。我國技術創新不足，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與缺乏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技術利用環境有著直接的聯系。盡管有關知識產權保護、技術發明獎勵、國家專利申請等法律制度都已經建立，但是對實際使用及對侵犯知識產權、技術專利的行為依然缺乏制度上和行動上的有效約束。許多地方還存有漏洞。比如，對于知識創造和技術發明源頭的學術論文侵權、剽竊等行為，只有學術道德的約束而無法律上的明確懲罰。有種觀點認為，“一個人如果偷錢，大家都恨他，小偷抬不起頭，社會就會平安穩定?？墒侨绻@個小偷偷竊的是別人的學術成果，如果大家還都恨不起來，那么學術就沒有希望了。這就如同有人為了發財去搶銀行，如果學術界都去搶銀行，社會就會亂了，學術界也會失去公信力?！边@種狀況必然制約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學術領域的制度建設必須給予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