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模式，每次質疑總在瓶頸出現后

1996年六七月間，在蘭州大學呆了17年的新望，一個偶然的機會到張家港市委黨校任教。他沒有想到自己后來會成為江蘇乃至全國的名人。

初到張家港“非常震驚”

剛到張家港，鄉鎮企業的發達程度讓這個北方人“非常震驚”。張家港農民辦企業，而且辦得非常好。當時的新望感覺“書齋中的人突然就到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最前線”。

這塊被稱為“蘇南”的地區，包括蘇州、無錫、常州這三市所轄的12個縣（市）。該區域鄉鎮企業最為發達。解放后，蘇南就出現了一批以農具廠等為主的社辦企業。上世紀80年代后，江蘇的鄉鎮集體企業多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１９８３年，一位著名社會學家首先提出了“蘇南模式”的概念。與浙江溫州地區以個體經濟與股份制形式發展鄉鎮企業不同，蘇南鄉鎮企業最大的特點是集體所有制一統天下。

走出去的昆山

當時讓新望感到震驚的張家港并非這個區域的典型。

昆山縣，工業起步比周圍縣晚了２０年。直到１９８５年，它還是蘇州六市縣中的“小六子”。１９８６年，它到大城市里找名牌，攀高親，借資金，引技術?？h內紛紛掛起“上海分廠”的牌子，鄉鎮工業生產能力因此翻了一番。到當年年底，“小六子”成了“五哥”。與此同時，蘇南個體企業當時已達到６萬個，個體和集體經濟“并存”。

新望只想知道為什么蘇南的農民這么富裕。后來他去工廠，到一個村子里住了2年，白天和供銷工人聊，晚上和一些返聘來的老工程師談。

“不回答這些問題，我喘不過氣來?！笔潞蟮男峦貞浾f。

鄉企倒閉引發模式之爭

但事隔不久，蘇南模式開始面臨挑戰。

80年代后期，“蘇南模式” 逐漸遇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首先是經過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工業的挑戰；其次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的大批三資企業的挑戰；再次是以溫州等地為代表的個體私營經濟的挑戰。

特別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隨著“短缺經濟”時代的隱去，各種工業產品都面對買方市場，一些鄉鎮企業遇到了困難，有些甚至于倒閉。加之國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蘇南的鄉鎮企業面臨緊縮所引起的資金短缺，鄉鎮企業壓力和苦惱就是巨額的企業負債。

以蘇州為例，1995年，蘇州市鄉鎮企業資產總額為879.40億元，負債總額為542.30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67％，如按15％的年息計算，全年就要付息40.5億元。

“蘇南模式”由此引起了爭論。

1992年6月，《新華日報》理論版登有浦文昌的文章《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蘇南模式的“市場及市場機制的發育滯后”等五大不足。

隨后，江蘇省委黨校儲東濤教授撰文提出，江蘇鄉鎮企業痛失領先地位，儲教授試圖以統計數字向世人證明，“自身機制退化”是下降的內在原因。

“問題出在產權上”

但新望認為，問題出在產權上。他指出，之前，蘇南模式被宣傳成純社會主義模式，集體所有制一統天下。這樣，蘇南的個私經濟受到了壓抑。而所謂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演變成了管理者的企業，到最后干脆成了“二國營”。

他舉例說，蘇南某村曾在1996年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村主任丁某強行拔掉了陳老漢田里種的小樹苗，老漢一氣之下拔下了村主任的一縷頭發。令丁某無可奈何的是，老漢的兒子就是縣里主管農業的副書記。丁主任丟了官，自感在村里無法再干下去，遂到附近一家鄉鎮企業當了工人，從此落了個外號“丁禿子”。

“丁禿子”也有委屈?？h里對糧棉產量有要求，指標層層分解到鄉里、村里，農民的田里種什么將不再是農民自己決定的事。

由此，新望認為，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債太多、官員太多，從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實，相對貧困。

另外，模式的美譽并不一定都是好事，蘇南個別地方為政府的盲目行為吃盡了苦頭。某市區一企業經營不善，資不抵債，但為了顧及該企業“全國典型”和“本市鄉鎮企業一面旗幟”的面子，應付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寧愿機器空轉，奉命開工。為應付外來的新聞記者和參觀團，雙休日不休，且周二、周五晚上加班學習，即使不學習，也要把燈開在那里。

時任江蘇永鋼集團董事長、永聯村黨委書記吳棟材因看不慣，寫信向上級領導匯報，結果卻因此遭到壓制。吳棟材感慨之余寫了一副對聯：知難而進腳踏實地干是真，表里如一莫圖虛名誠為本。

對此深有體會的新望發現，面臨挑戰的真正個體私營企業沒有倒下，而那些“二國營”企業大多垮掉。

自下而上改制突圍

其實，蘇南地區自上而下的自發改制發生在1986年底。據《財經》報道，常州武進市寨橋鄉蔣家村4家村辦企業實行了承包制。但當時的支部書記蔣興榮感到，承包制的最大弊端是“槍打出頭鳥”：企業下一年的產值和利潤指標根據上一年定，廠長們都不想搞大。

蔣興榮想到“股份制”是從一張報紙上看到的，他覺得新鮮，便突發奇想，“搞股份制”。最后，4個廠統統賣掉。1987年1月，村委會全體成員和買企業的所有股東分別在協議上蓋章畫押。

1993年３月，無錫市揚名鄉年逾５０００萬元銷售收入的太湖耐熱鑄造廠試點改制。召開首次股東大會那天，全廠３００多名成為投資股東的職工，一改以往稀稀拉拉到會的舊習，不用催就一個個提前入場等候開會。選舉股東代表時，他們的慎重之情不亞于選舉市長。

“今年以來，這股熱潮已震蕩了農村的每一個角落！”當時一位密切注視無錫農村股份合作制的人士這樣評論。

而在整個江蘇，至1996年底，全省鄉鎮集體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共有71407家，占鄉鎮企業總數的79.86％。

徘徊中出現“先租后股”

改制也曾出現徘徊。

1994年4月，江蘇省鄉鎮企業工作會議在丹陽召開。

事先人們已經預知，這次會上，鄉鎮企業改革精神將明確提出集體企業改革的主要形式為：改成股份合作制企業。

然而開會當天，一位分管副書記講話時又要求集體資產在改制企業中控股，保證以增量擴股為主、存量不動等等。

此后一年中，江蘇省委、省政府轉發的報告和一些座談會上，加強鎮村集體資產的精神被突出。

其實，股份制實施上的徘徊從“先租后股”的出現亦可見一斑。1996年，蘇州吳江市一家鎮辦廠，實行了“先租后股”：租賃者必須交納租賃標的總額４０％的現金作為風險抵押金；企業盈利，租賃者可得可分配利潤的７０％。這種既是押金又是股金，即可抵虧又可分紅的模式就叫“先租后股”。

十五大之后的轉折

真正將股份制大張旗鼓實施的年份還得等到1997年以后。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會議認為，私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以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為契機，蘇南農村將適宜于私人經營的鄉村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當年，蘇南通過拍賣、轉讓等形式轉為私營的集體企業已近５０００家。

企業改制過程中，蘇南許多地方一些名為集體實為私營的企業也紛紛摘掉假集體的牌子，恢復其私營企業真實面目。據不完全統計，在蘇南，由假集體變為私營的企業已超過了５０００家。

機制變革帶來明顯效果。吳縣市一家轉制企業總經理在自己豪華的辦公室中感慨：“要是早幾年轉制，我決不造這樣的辦公樓?！?

發表文章反思被扣獎金

新望認為，改制也有問題。
親歷蘇南部分地區改制的新望發現，有幾個企業改制時，工人和社區居民沒有參與，官員主導改革，自己定價，自己買賣，最后賣給官員。改制中得到好處的那些改制新貴，是鄉鎮干部。

2000年，新望把上述問題成文，名為《蘇南模式的終結》。文章發表后，引來很多江蘇經濟學家的圍剿，江蘇的媒體也跟進批評。據新望介紹，當時的張家港市市委書記點名批評了他，后來自己所在的張家港黨校還扣了他的獎金。

環保危機被迫治理

2007年，蘇南再次成為焦點，不是因為它創造的經濟奇跡，而是它遭遇的環保危機。

以錫山為例，蘇南模式在推動經濟發展中，使得土地、能源等資源進一步緊張。

“魚米之鄉？快沒大米嘍?！比ツ?，錫山芙蓉村張建麗告訴記者，她的米店大多賣的是東北大米。穿越錫山區的兩條主要河流北興塘河和老興塘河已經嚴重污染。錫山區副區長黃憲輝曾表示，錫山要創建“阿炳”文化品牌，但因失去江南水鄉生態背景的旅游景點和刻意的文化建設，并沒有獲得民間和學者們的認同。

蘇南之痛并非單單痛在蘇南，“沒有強有力的利益杠桿撬動，那些學習‘蘇南模式’的地區不會懸崖勒馬”，學者畢詩成在研究中指出，“（他們）只會繼續步‘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文章來源：０８年６月８日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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