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中國經濟失衡的真相

任何有關中國經濟的討論，請不要忘記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工資增長的速度。在關于中國經濟的種種討論中，沒有一個能夠繞過這個現象。甚至可以這么說，看一個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斷是否切中要害，就先看看它是否解釋得了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兩者之間的“剪刀差”，解釋得了的，過關，解釋不了的，哪怕是教科書上的理論，恐怕都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這篇文章關系到時下中國經濟的三個爭論：消費是否不足?投資是否過度?勞動是否短缺?什么觀點正確，看看是不是能夠解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工資增長的速度，真偽立現。

看消費，角度不同，要先搞清楚我們談的消費指什么。有人用中國居民消費的增長率說，你看，中國消費的增長不低啊，全球領先，哪來的消費不足?中國的汽車銷售已經全球第一了。如果僅用中國居民的消費增長率來說中國沒有消費不足，就好像射中了靶子，但射中的卻是旁邊選手的靶子。其實，多數時候，當經濟學家講消費不足的時候，是在說消費作為GDP的一個部分，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低于其他國家，而且這個比重還在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工資增長的速度，一定是在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出了問題，勞動者所得占有的比重一定會持續下降。給定中國大量居民資本收入不多，勞動收入是支撐居民消費的主要來源，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一點都不奇怪。

當人們說中國的消費不足時，也對應著另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比較高，而且國民儲蓄率總體上在上升。國民儲蓄率的計算將企業和政府的“儲蓄”都算作儲蓄。企業沒有真正意義的儲蓄，企業的儲蓄就是企業未分配利潤，其中，用于投資的部分也都計為“儲蓄”。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與投資的上升有直接的關系，在分配上，企業收入越來越多，工資增長卻不快，未分配利潤當然越來越多，企業儲蓄率相應升高也是再自然不過。在政府那里，政府收入減掉政府消費的部分也都作為“儲蓄”，包括了政府進行的投資。中國的消費不足、儲蓄太多，其實主要是由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太多導致的，由于這部分“儲蓄”有相當的部分被用于投資，所以，說中國的消費不足和投資過度差不多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說法，都是相對的。

回過頭來說投資。有研究報告稱，中國投資不過度啊，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缺的就是資本，多投資不是壞事，關鍵還是要看投資回報。有測算說中國的投資回報很高，所以，高投資是正常的。測算結果說中國投資回報高，一點都不奇怪，如果算出來說投資回報不高，反而奇怪了，那等于是在說拼命投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們腦子都出了問題。不過，用投資回報高來說投資沒有過度，等于什么都沒說，應該再追問一下投資回報為什么高。投資都是為了掙錢的，今天的投資是明天的貨，如果貨賣得出去，就投資，貨賣不出，那就不投了，這是任何一個企業家都知道的生意經。中國經濟的問題就在于，它已經高度開放，中國出口商品的價值大約能占到中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經濟危機前的十多年里，勞動力便宜，工資上漲幅度不大，問題不大，因為生產的東西有三分之一不是賣給中國人的，所以企業和地方政府當然持續地加大投資。低工資增長，高勞動生產率增長，反而持續地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東西賣得出去，反過來，就有了進一步加大投資的動力，有外國人幫我們消化過剩產能，企業和政府卻對中國經濟早已出現的結構失衡視而不見。

中國的投資回報高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就是工資增長慢，——再次強調，是相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資增長比較慢，——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說，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就成為自然的結果。前提之二，就是中國商品賣得出去，只要勞動生產率增長持續快于工資增長的趨勢不變，這個前提不會根本變化。經濟危機一過，如果國內經濟的結構不做根本的調整，中國經濟定會走上依賴出口的老路。有論斷說，近來，勞工短缺了，工資上漲了，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的路走不通了。注意，看中國是否還能依賴出口，不能只看工資一個變量，只有把工資和勞動生產率放在一起看，才能看得出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是否還能持續。盡管出現了勞工短缺和工資上漲，但這是否能夠徹底扭轉工資上漲長期落后于勞動生產率的趨勢，目前還沒有證據。此外，即使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能夠下調，輕言中國經濟擺脫對于出口的依賴，也還為時尚早。

判斷中國經濟未來的調整方向并不難，工資上漲肯定是個趨勢，難點在于，我們需要判斷的是，工資上漲的步伐會多快?這就需要對勞工短缺的性質做出客觀的判斷。僅從現象上來說，如此多的信息說企業招不到勞工，而且是技工、普工都難招到，這說明，勞工短缺，或者說勞動力供小于求是個事實。但是，任何的勞動供求不平衡都是在一定條件下出現的，比如說，農民工工資過低、社會保障不夠好、在城市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再加上近年來國家大力實施惠農政策，新生代的農民工對于各方面待遇和工作的條件都更高了，這些都可能成為當前勞工短缺的原因。也就是說，中國當前的勞工短缺有著非常急需解決的制度問題，而不能簡單地將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之后出現的勞工短缺和勞動成本快速上升。

為了搞清楚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我特意委托在內地農村政府工作的朋友做了場訪談，其對象是60多戶曾經長年在外打工，但現在都未再外出的農戶。結果是，大多數人覺得，“現在到沿海好工廠找一份工作還是比較難的，而差的工作又不想干。沿海工廠現在找的都是技術性的熟練工。雖然自己也常年在外打工，但主要是干建筑業和服務，沒有這樣的條件?！蹦切┰仍谘睾氖路諛I的務工者(大多為女性)說，“現在在沿海從事服務業的工作不好干，但現在到好工廠里找工作，沒有別人介紹和有一定的技術，又比較難找?！蔽蚁Ｍ谒伎贾袊洕慕Y構性問題的人們認真地體會這些來自于農民的話。表面上看，勞工短缺，工資上漲，像極了發展經濟學里所說的“劉易斯拐點”，仔細一看，不如說這是個“制度的拐點”。不是勞工數量不足了，是長期以來農民工的待遇不高，使得進城打工的收益相對變低了。更可怕的是，在扭曲的制度下出現的勞工短缺，如果不通過制度的調整來緩解，那么，企業就會對這扭曲的價格信號作出反應，采取更高的生產技術，減少對低技能勞工的使用，于是，技術性的勞工會顯得短缺，而大量低技能勞動力想找工作，卻不能勝任的技術升級后的工作。

工資的上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勞動生產率持續上升，但工資上漲卻遠遠落后。如果工資的上漲和福利待遇的改進，再加上戶籍制度的改革能夠更有利于農民工進城，那么，勞工短缺的狀況就可能得到緩解。這樣的工資上漲并未見得會從根本上危害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只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放慢。恰恰相反，如果工資上漲和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剪刀差”能夠就此縮小，那么，中國的居民消費就可以更快增長，中國對于出口的依賴將有所下降，投資過度的問題可以相應解決，中國經濟才能真正地成為一個正常的經濟。

（文章來源：10年4月28日    鳳凰財經）

（作者系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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