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調整改革思維迫在眉睫

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原動力急劇衰減，而城鄉和貧富的兩極分化已經上升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主要障礙時，中國該如何改革？

在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之際，中國遭遇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對后危機時代外部摩擦加劇、內部需求與資源約束的挑戰，經濟的高速增長能否持續？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開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大量涌現。中國是能智慧和平穩地在本世紀中葉完成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轉型，還是會像很多進入這個階段后的發展中國家一樣，由于經濟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在臨門一腳時落入“發展的陷阱”？這是即將面對的主要挑戰。

改革遠未完成，但主要矛盾已改變

過去30年，中國在國家和市場同向推動下，改革開放破除了計劃經濟與單一公有制這個主要障礙，創造了30年持續不衰高增長的經濟奇跡。

現在，改革開放的使命并未完成，但已變得日益復雜。以開放為例，打開國門所帶來的振聾發聵效應早已衰退。封閉已不是經濟發展受限的主要原因。對外開放能走多遠，少有政治和意識形態障礙，多是國家利益的考量和你來我往的博弈和算計。

就改革而言，中國已在整體上過渡到市場經濟體系。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在很多重要領域并未完成。麻煩的是，不少集中在能源公用類自然壟斷或科、教、文、衛等社會事業這些大眾及政治敏感的領域。這些領域哪些要推進和如何推行市場化改革，哪些不能或不宜簡單市場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改革與反改革或保守之爭，而是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宏觀經濟社會的平穩，而不能再簡單地以市場化為旗幟。

更加復雜的是，這些領域產品或服務的提供方，不少是以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為主。在這些領域激進的私有化，會使私人資本和家族控制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和社會事業領域，這必然會帶來社會大眾的分化和反彈，以及造成社會與政治領域的巨大動蕩。顯然，改革的取向和分野都已不再像初期那樣單線條了。

因此，大致從本世紀初開始，封閉僵化的計劃體制和單一公有制與現代化轉型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就已逐步發生微妙的變化。如：

一些領域的市場化不足和另一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與畸形商業化，國有經濟改革的不徹底和公產改革中的流失瓜分與巧取豪奪，同時困擾著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

龐大的事業單位的改革尚未真正起步，就能預窺其中的復雜、阻力和不同人群的利益糾葛。

社會財富是急劇增長了，但貧富兩極分化的發展似乎更快和更讓人難以忍受。改革的取向變得空前的撲朔迷離，并越來越多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牽制和影響。

當幾年前產權改革迅速橫掃幾乎全部中小型國有和集體企業，廉價瓜分公產的盛宴開始向大中型企業蔓延，從而引起了普遍的社會不滿時，一些經濟精英沿用改革初期的老思路，簡單地把它總結為第三次改革與反改革的大論戰。但是，與改革初期涇渭分明的分野不同，并未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正面回應。而近年來決策思想開始向民生和公平的多少傾斜，盡管在各界精英隊伍中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但卻贏得草根民眾的自發擁戴?？梢?，當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時，理論和實踐都需與時俱進。

城鄉二元：內需不足的體制原因

從經濟上看，中國下一步發展面臨的主要制約是內部需求不足和外部資源依賴。

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國家已把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改變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方式作為首要原則加以強調?！笆晃濉边M入最后一年，為什么距離這個目標仍至少和開始時一樣遙遠？

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增長方式本身就是中國市場化導向改革以來形成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產物。發展的制度框架、利益結構和路徑依賴制約了發展方式轉變的空間。

在這樣一個受限的空間中，經濟改革的動力衰竭已不可逆轉：價格已基本都市場化了，剩下少量水、電、氣、熱等能源公用事業價格的改革也箭在弦上，困難只在于不同利益訴求的平衡；國企國資體制是經濟改革尚待突破的主要領域，但在寡頭競爭的現代經濟中，即使不考慮政治因素，國退民進可以讓國有央企寡頭消失，但并不能消滅寡頭本身。如果代之以東方社會不可避免的私人和家族寡頭，除了會顯著激化社會矛盾和大大增加官商勾結的級別和危險，在當今階段上并看不出它能給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帶來多少積極因素。

即便不考慮金融危機導致的政府與市場作用的再認識，在一個典型東亞類政府主導的發展起飛模式中，當經濟還處于高速運轉軌道時，中央政府的作用能否和怎樣淡出，而左右著區域經濟振興格局的強勢地方政府的角色能否和如何弱化，都還沒有明確答案。因此任何要承擔責任的人，很難敢讓牽引高速前進列車的引擎熄火。顯然，在一個開放變為利益博弈、改革變為經濟算計的新時代，需要跳出改革思維的習慣定式。

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從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接近0.5，從世界上最平均主義的社會進入最不平均的國家之列。這在中國社會的主要資本存量還在很大程度上為公有的情況下，本來很難理解，這不能不歸結為計劃統治的最大社會遺產，即城鄉隔絕的二元體制。這個遺產造成了中國獨特的轉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價熟練勞動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無保障的勞動力市場成就了世界工廠的偉業，以對資本的熱情渴望和對勞動公開的身份歧視推動了令人目眩的資本原始積累與財政收入擴張，卻使勞動分享的收入比例在總體上不斷下降，以至創造供給的工業化得不到產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應和配合。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和內需不足不過是這種發展方式的自然結果。

城市化：不是太慢，而是太畸形

要澄清的一個最大誤解是，改革開放的進程并不是城市化太慢。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達到30％以后開始加速，近12年來年平均增加1.33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前期的兩倍左右，絕不低于任何其他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化發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國在5年內城市化率就超過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過75％，將基本完成城市化進程，提前實現現代化。如果保持近年的加速度，意味著中國要在今后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進程。這是絕對驚人的速度。政府和國人都完全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準備，極可能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大躍進”。

因此，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很多人呼吁的，要進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鎮化發展。如果盲目地加快，搞不好就會出現有些地方的“農民上樓致貧”、進城的人沒有生計，變成失地農民和被擠壓的市民都不滿意的“被城市化”，甚至變成明目張膽掠奪郊區農民土地、資源環境無法持續承載、體現政績的樣板城鎮化。必須牢記1958年“大躍進”的深刻教訓，正確的目標也需要正確的途徑，否則仍然可能導致災難。

因此，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和內部消費需求不足不是因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質量太差、發展畸形?；蔚某鞘谢瘜е鲁鞘谢c工業化脫節，助推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成為國家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其核心是中國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斷了農民轉為市民這個現代化道路的一般進程。

2.5億人的“陷阱”：進不來，難回去

從社會整體結構上看，主要自1990年代以來，被卷入工業化的幾億農民（外出打工約1.5億人，在本地打工的約1億人），不算家屬已達2.5億人，這個龐大的社會階層連同其直系親屬，超過了現在中國城鎮全部戶籍人口，但卻落入了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造成的進不來又越來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這個最大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扭曲和失衡，是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首要障礙。

不從這個主要矛盾入手，中國內部消費需求的改善、經濟結構的調整、貧富分化的加劇、城鄉兩極的畸形發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因為任何處在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國家的最大的結構是城鄉結構。它決定了需求、供給和資源與收入分配，離開這個中心談結構調整，只能是緣木求魚。

中國今天的人口和社會結構，已經從二元經濟結構變成三三制結構：大約三分之一的城市戶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純農村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及其直系親屬漂浮在城鎮與鄉村之間。三分之一人口處境尷尬、進退兩難，是結構失衡和社會不安的根源。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決定了中國社會整體的資源配置格局。而迄今為止農民工家庭的情況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在鄉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輩種田，這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最大失衡，是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損失。

為什么老百姓的錢不夠花

回到國內需求的角度，中國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貧富兩極分化，大多數老百姓支付能力不足。這來自兩大因素。

其一，勞動報酬在GDP中比例太低，其首要原因是隨著農民工替代城市職工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低收入低福利大大壓低了勞動分享的GDP比例，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對資本和財產收入的傾斜，從而顯著增厚了企業與政府的分享比例。

其二，直接來自城鄉收入差距太大，大約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三倍多到中國社科院估算的五倍多之間。與此相應，農村居民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0.3％，到2008年直線下降到僅為8.87％，這才是我國居民消費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這樣就進一步把中國的貧富差距從市場化改革后城鄉分別為0.3－0.35拉大到0.5左右，即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除個別小國外最懸殊的國家。

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有增無減，一是來自農業小塊土地的非規模經營產出效益過低和國家財政的更大城市傾斜，另一方面來自城市對鄉村在新形勢下的雙重掠奪，即農村地區微薄的財政和農戶收入既要承擔主要教育培訓負擔，為城市現代產業提供源源不斷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熟練工人，同時又要負責在城市掠奪性使用后的中老年農民工及其家屬的養老、醫療和安居等負擔。

調整改革思維迫在眉睫

迄今為止的城市化進程，排斥了已經卷入工業化的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幾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因此中國的城市化就不是農民轉化為市民那樣一個城市化的正常道路，相反是隨著城市的擴大和城市建設的升級美化，把眾多在城市發展過程多年參與建設的外來人口不斷從城中村、城郊村趕走的逆城市化過程。

由于把進城農民驅趕出了自己的視野，城市化建設走上了圍繞封閉的城市戶籍人口自我循環和自我擴張升級的道路。大馬路、大廣場、大戶型和大辦公室迅速趕超人均收入是我們5倍、10倍以上較發達乃至最發達國家城市的水平，但它們幾乎完全不是為進城務工的農民而準備。

與城市的畸形發展相對應的，是農村發展的瓶頸和困境。

這樣，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由于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而急劇放大的城鄉兩極分化（按世界銀行的最新標準，我國鄉村仍有兩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加劇了規范或不規范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本身所必然產生的貧富分化，形成了中國社會增大的撕裂，造成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重復生產出無力與經濟發展同步升級的低端勞動，從而形成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瓶頸。今天，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原動力急劇衰減，而城鄉和貧富的兩極分化已經上升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主要障礙的時候，改革和發展思維的重大調整和重新定位，已經迫在眉睫。

（文章來源：10年3月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