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如何推動就業與消費同步增長

內需是大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這個是好的開端。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別是勞動所得，如果勞動所得增長加快，即使GDP總量、利潤、投資保持既定增長，也會使國民消費需求增長加快，從而使內需得到有效擴大。

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了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結果，到2008年末，全國共有從事第二、三產業的法人單位709.9萬個，與2004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相比，增長37.3%；產業活動單位886.4萬個，增長29.9%；有證照的個體經營戶2873.7萬戶，增長31.4%。其中企業法人495.9萬個，增加170.9萬個，增長52.6%，企業法人中，國有企業14.3萬個，減少3.6萬個，下降20%；私營企業359.6萬個，增加161.4萬個，增長81.4%。全國第二、三產業單位和有證照的個體經營戶從業人員數為35507萬人，與2004年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同口徑數據相比，增加8586.6萬人，增長31.9%。

從上述普查數據中，可以看出，除了國有企業數量有所減少外，無論是企業法人單位還是個體經營戶從業人員，都有較大增長。假定企業所雇傭的人員在這四年中保持穩定，再假定每人在這四年中的消費亦不變，那么，企業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就業人口大量增加，從而消費總量也應該有一個較大增長，進而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亦有較大提高。

但這個推導與統計數據似乎不符。有關學者的調研表明，自1979-2007年，我國的消費年均實際增長9.4%低于支出法計算的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資平均增速11%。另外，一個經常引用的數據是，在過去的10多年，我國的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維持在30%多一點，沒有多大變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就業人口增加而消費卻不同步增長的現象？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認為，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一是雖然就業總量增加很多，但工資收入增長緩慢；二是人們處于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因此，為備未來不足之需，須儲蓄一部分收入；三是人們將大部分收入用于不動產的消費中，例如買房占了普通民眾的大部分收入，從而抑制了其他的消費支出；另外，農村消費水平提高不快，也拖了消費不足的后退，因為畢竟普查數據針對的是二、三產業，不包括第一產業，而農民是一產的主體。

從城鎮職工而不是企業職工來看，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9229元，而2004年這一數字是16024元，增長了超過80%。增速應該是很快的。但為何這么高的工資收入增速沒有轉化為消費需求，原因就出在上述城鎮單位在崗職工計算的是其平均工資收入，平均一般指的是總量，但總量并不能反映收入的結構差距。而事實上，一般居民特別是企業職工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資收入增長比較緩慢，差距顯著。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壟斷行業與競爭性行業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有關調查顯示，壟斷行業員工占全國就業人群只有8%，但2008年他們的工資總額卻占全國的50%。在邊際消費傾向上，收入的增長并不意味著消費也同比例增長，即邊際消費是下降的。也就是說，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雖有較大增長，但由于他們的消費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他們并不會把收入增長的部分同比例或較大比例用于消費支出，再加上他們所占人口比較少，因此，居民收入的增長并不會拉動消費的增長。

另一種是職工、企業和國家之間，存在著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占比過低，而企業特別是政府占了國民收入的大部分。這可從政府財政收入近10年來每年都比GDP更高增速表現出來。一些學者的調研也表明，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在美國，這一比例是70%，其他國家的分配率也都普遍在54％－65％之間。根據《中國統計摘要（2006）》有關數據測算，2005年我國GDP實現18萬億元，全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8萬億元，但職工工資總額只有1.9萬億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反映在儲蓄上，就是雖然我國儲蓄率近年持續上升，但其中主要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在不斷上升，比如，企業儲蓄率1992年為13.3%，近年來已超過20%，而居民的儲蓄率相對下降。

政府是通過稅收及其他非稅途徑將國民收入從職工和企業向政府轉移的，近年來，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達到35%左右，遠高于世界多數國家。但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占比卻偏低。2008年，我國人均GDP已達3260美元左右，可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在2007年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只有29.2%，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5和24.8個百分點。由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來抵付，從而擠壓了其他消費增長。

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長期難題。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目前面臨與發達國家經歷的發展階段完全不一樣的情況，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就進入信息化，還沒有完成市場化就進入國際化，另外，人口問題也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的，因此，在迅速的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過程中，會造成諸多不合理的問題，包括搞大規模建設，從這個角度說，消費率偏低有其客觀必然性。但僅此并不足以解釋中國消費水平長期偏低的現象。所以，我國消費率的偏低以及由消費所決定的內需的不足，有其特殊的原因。這個特殊原因就是上面所分析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分配不斷向政府和企業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數人集中；再加上改革使民眾對長期收入預期不好，以及大量的中產階級，因購房沒有多余的錢來消費，無法成為拉動消費的主力等這些因素的共振，造成我國居民消費近年來一直在緩慢爬坡。

因此，要實現國內經濟的再平衡，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將后金融危機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到依靠消費促增長上來，除了采取諸如家電下鄉、以舊換新以及發放消費券等直接拉動消費的舉措外，關鍵是要改革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更多的國資收入轉化為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甚至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體制。為此，須在以下幾方面著力推進：

一是強化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適度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市場價格，并使公共投資更多用于支持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加大政府的公共支出，完善社保體系，包括健全最低工資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農村社保制度的建立，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術培訓，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三是優化收入分配調控體系，強化個稅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提高個稅的免征點，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發揮財政轉移支付的作用，研究建立國有資產預算編制制度，對國有企業的利潤和收入進行調節；四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松對城市公共事業的管制，縮小行業差距，改革國有資源的配置制度；五是將當前實質為重化工業的城市偏好的發展戰略調整為真正的城市化戰略，包括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給予農民進入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軌道所必需的、帶有原始積累性質的現金流量，完善勞動力市場，加快發展服務業，為農民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

（文章來源：１０年１月２５日　《上海證券報》）

• · 戶籍改革也是城市競爭力 　|　 2010-01-27
• · 寶潔“升級” 向高檔化妝品傾斜 　|　 2010-01-27
• · 歐盟對兩拓合資展開反壟斷調查 　|　 2010-01-26
• · 調整最低工資不可??？ 　|　 2010-01-26
• · 企業發展“適者”為上 　|　 2010-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