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巋：須防權力“躲貓貓”

貴州安順警察槍擊村民事件，與當地政府事后處置時“躲貓貓”式的閃爍其詞，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軌跡和邏輯。前者體現了一種肆無忌憚的霸道；后者則是隱身的、藏匿的、怕見光的、東躲西藏的。

據媒體報道，在安順市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坡貢鎮派出所副所長張磊槍擊兩人致死案中，關嶺某副局長曾經堅稱張磊只發射了四發子彈。直到1月18日安順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才最終落實總共發射的子彈數是五發，其中二發為對天鳴槍示警，三槍擊中兩名死者。一位死者是頭部和大腿分別中彈。這不是子彈被“躲貓貓”了一陣子嗎？

“躲貓貓”的本義是捉迷藏—— 一種帶著童趣的游戲，與強權霸道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官場上的“躲貓貓”也是自古即有的一種權術，只是如今被冠以一個現代的、黑色幽默的表達罷了?？鬃拥摹懊窨墒褂芍?，不可使知之”；老子的“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不都是與民眾“躲貓貓”嗎？可見，霸道之術與“躲貓貓”是同根生的兩個枝杈，這個根就是權力者對民眾的輕慢——前者是蠻橫的輕慢，后者是愚弄的輕慢。

如何嚴防權力被濫用？如何杜絕權力愚民如“躲貓貓”一般？
首先是直接對權力的擁有和行使加以控制?？刂频姆椒ㄖ?，就是用法律對權力的行使定下標尺，凡不符合標尺者，即為權力的違法濫用。比如警察開槍問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列舉了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十幾種緊急情形，其中包括搶奪槍支、暴力抗法或襲警等。

當然，媒體對現場目擊者的采訪報道與官方發布的通報，存在大相徑庭之處。在死者是否暴力襲警、是否搶奪槍支問題上，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羅生門”。然而，即便按官方通報，張磊有理由使用武器，他至少也存在濫用武器的嫌疑?！度嗣窬焓褂镁岛臀淦鳁l例》明確規定了使用武器的兩個限制：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發生嚴重危害后果的，才可以使用武器；使用警械和武器，應當以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盡量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為原則。

第一個限制意味著，由于徒手、警械、武器的潛在危害性是遞增的，對它們的運用，存在依據情況緊急程度不同而先后選擇的次序，使用武器應該是“最后的手段”。面對赤手空拳者，當然應先考慮徒手或警械強制，而不是動輒掏槍威嚇。

第二個限制意味著，即便是必須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情形，也應當以“制止違法犯罪”為目的，而不能無視對方生命權。因此，不論具體情形如何，一概往致命的要害部位（如頭部）開槍，顯然是違反規定的。而且，在打中身體某個非要害部位，通常足以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情形下，再使用武器就更是法理難容。

這兩個限制性條款，彰顯了作為現代法治原則之一的“比例原則”。其要義就是權力行使的手段和目的必須合乎比例：一則，權力者運用的手段必須能夠實現目的；二則，該手段是若干個可以實現同樣目的的手段中造成侵害最少的；三則，該手段附帶的侵害（成本）與其能夠實現的目的（收益）是對稱的，亦即俗話所說是“劃算的”。

在事實真相尚未明朗之際，不便判斷張磊用槍是否合乎上述限制性條款及比例原則。但是，事隔六天后的官方通報，既沒有詳細地說明兩個死者是如何襲擊張磊，以至于造成張磊和協警無法用警械控制、必須動用武器的局面；也沒有回答記者關于其中一位死者身中兩槍、是否一槍擊中腿部又補射一槍致命的提問。加上之前1月14日坡貢鎮政府與死者家屬簽訂《補償協議》等事實，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足以認定張磊有濫用武器之嫌。

可是，為什么不能“撥開云霧見青天”呢？法律對警察使用武器的規定是嚴肅而恰當的，立法者對警察隨意開槍也是嚴加控制的。只要事實調查清楚，以此明確標尺衡量當時情勢，完全可以對警察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作出判斷，澄清各種懷疑。這對位于處警第一線的警察也有好處，可以保護真正合法、合理使用武器的警察。

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僅要及時、準確公開信息，也要發布準確信息、澄清虛假或不完整信息。安順市政府兩次召開新聞發布會，不僅未符合前述要求，反而是疑云叢生，政府公信力受到嚴重損害。

這不由得令人進一步懷疑，當地政府是不是為了偏袒警察或公安機關而與民眾玩起了“躲貓貓”？把“見不得光”的東西捂著、蓋著、掖著，是權力“躲貓貓”的基本手法，古今中外概不例外。不過，人類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努力，就是要將其壓縮到盡可能小的空間里。否則，一切權力濫用都會在它的遮蔽之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怎樣才能遏制似乎有蔓延之勢的權力“躲貓貓”？或許有兩條路徑：一是更多地仰仗媒體的力量、輿論的壓力。沒有媒體的曝光和窮追猛打，沒有媒體把公眾的聲音放大，濫權者可能無需“躲貓貓”，利用強權擺平就行了；有了媒體的聚光燈，“躲貓貓”就無處可藏。二是政府系統內部對濫權者、對“躲貓貓”的責任人實施調查、紀律懲戒，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處理。

當然，政府系統內部的調查、懲戒，難免“集裁判員與運動員于一身”，無法真正取信于民。因此，長久之計，還得依托民主政治、法治國家的發育、成熟。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文章來源：《新世紀》周刊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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