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一樁難題，一個機遇

民主是讓國民決定自己的事務，包括讓國民作出錯誤的選擇；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

作為現代社會標志之一，都市化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數以百萬計甚至千萬計的人們集中生活在一個十數公里方圓的地理或物理空間之中，車水馬龍，燈紅酒綠。都市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是財富的聚集地，是人生價值得以實現的夢工場，同時，按照作家雨果的說法，更是一切罪惡的淵藪。夜晚的明亮如晝換來的是白天的黯然無光，人潮涌動的同時也帶來人欲橫流。安詳恬靜的田園生活一去不復返了，道路通向城市，我們都“被自愿”或者被裹挾著投入其中，歸路難覓。
在享受現代而高雅的城市生活的同時，我們不斷地制造骯臟的垃圾，這也許正是人類面臨的一個困境（想想人類每天制造這么多骯臟的東西，卻仍然有人自以為神圣，或者如敬神一般敬某人，實在是可笑）。

垃圾愈來愈多，往昔差強人意的填埋方法已經無從應對，一個又一個的大城市面臨著垃圾圍城的危險。于是，新科技發展出來：可以將垃圾焚燒發電，變廢為寶，豈非天大的好事情。但是，混雜著大量有害物質的垃圾在燃燒中產生了新能源，同時也產生了“二惡英”——這種氣體彌散在空氣中，人們渾然不覺，但病灶卻悄然地在你的體內生成……

臨近垃圾焚燒廠的居民怒不可遏：為什么要將這工廠建設在我們的家園附近？政府這廂不斷地解釋：檢測結果表明，“二惡英”的排放量不僅在國家標準之下，而且也在歐盟標準之下。居民們不相信：你正常運行時檢測的結果也許如此，但是誰敢保證工廠總是正常運行？假如你為了減少成本，導致排放增大，我們如何能夠每時每刻都監督？即便容許監督，那些高科技的機器我們看都看不懂，豈非正龍拍虎，文盲讀書？

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決策陷入僵局。

從現有的資料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決策程序本身存在很大缺陷。按說這樣的重大決策必須由本地最高權力機關即人大會議作出。

由于項目涉及到周邊居民的利益，也涉及到復雜的科學技術事項，人大代表需要事先廣泛地搜集民意以及科技信息，尤其是那些負面信息不可遺漏或掩飾。

另外，人大還可以根據中國憲法第七十一條，設立特別委員會，對項目做專門調查，舉辦系列公開聽證會，邀請相關居民代表、人大代表以及專家進行辯論式審議。
這樣的聽證會應該全程電視直播，以增進人們對于其間利弊得失的理解，同時也提供一個選民得以監督代表的途徑。不用說，這種審慎的決策程序本身可以起到某種說服的功效。

但是，番禺區以及廣州市沒有通過這類程序作出決定，涉及本項目的所有重要決策都由行政主導。

當然，我們也看到過人大代表的身影，但都是站在政府立場上說話。例如，番禺區人大代表關志升等在2008年3月14日提出議案，要求加快垃圾焚燒發電廠建設，盡快關閉火燒崗垃圾填埋場。

不久前，周邊居民不斷地對這一項目發出抗議之聲后，我們在媒體上又看到代表們獨特的作用。據《番禺日報》報道，番禺區人大代表70多人視察了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現場，認為這是“為民辦好事、辦實事的民心工程”，“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推進垃圾發電廠這項民心工程的建設”。

這樣言之鑿鑿的話語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上？當央視記者問其中的一位代表，他是否親自了解周邊居民的看法，代表回答“沒有”?？梢娺@“民心工程”的說法是如何空洞而抽象。
更嚴重的問題是，人大代表中為什么都一邊倒，毫無反對意見？須知區一級人大是中國各級人大里惟一與直接選舉有點關聯的權力機構，番禺人大代表的這番表現實在是令人喪氣。
不過，這種做法不過是中國各級政府決策模式的一個縮影。當然這是相當不智的。如果我們的代表真能夠在會議上直言不諱，不同代表之間唇槍舌劍，直觀的證據、激烈的論辯加之專業化的知識得到深入淺出的解說，這樣的做法也許在效率上有所犧牲，某些時候甚至導致合理的方案最終得不到通過，不過，這不正是民主的真意么？民主是讓國民決定自己的事務，包括讓國民作出錯誤的選擇；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
這種論辯式審議所起到的解壓閥功效也是不可低估的。在論辯中，我們可能說服原來的反對者，也可能說服不了，但當我們看到或聽到某些代表把心中的反對直接表達出來，自己心中就舒緩了許多?！澳羌一锇盐蚁胝f的話都說出來了，而且說得真痛快！”第二天他也許就沒事了，至少不那么激烈了。
遺憾的是，我們的政治文化里太缺乏對這種差異和沖突的尊重了。政府的決策總是為人民的，如果你覺得受到傷害，那多半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的根本利益所在。這種先驗的正當性使得我們的制度嚴重缺乏糾錯能力，反而具有極其強大的堅持錯誤的能力。
我們似乎有著一種很幼稚的和諧觀，認為和諧就是保持一致，就是毫無差異，就是一團和氣。殊不知真正的和諧恰好來自沖突，一個和諧的社會表面看來經常是不和諧的——議會里經常發生沖突，甚至不同黨派議員大打出手；傳媒里提到領導人，大多都是負面的報道；街頭上隔三差五就有人游行示威，而且經常是反對政府的；甚至國家跟別國打仗時，也有成千上萬的人們走上街頭，舉行反戰示威。舉個極端的例子，某個村子里，村民開會研究是否建設一條公路，最后表決都贊成，只有老約翰表示反對。主持人趕緊詢問：老約翰，你為什么反對？老約翰回答：我也沒有什么反對的理由，我只是不喜歡全體一致通過。

不能容忍異議，缺乏合理的決策程序，壓制和平的反抗，最終只能導致國民在兩個極端中選擇：或者極端地忍受，或者極其暴力性地反抗。

中國歷史上那么多的改朝換代沒有制度創新，根源正在于這種壓制性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

是否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具體地址應該設在何處，這一次番禺區和廣州市遭遇到的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不過，近代化過程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的廣東，而且是廣東省的首善之區廣州市，在處理這次難題的過程中，是否可以抓住這個機遇，再進行一次制度的創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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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財經》雜志09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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