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飆：“釣魚執法”是準入管制的敗例

近日，多位上海車主向媒體痛陳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門倒鉤釣魚執法的經歷，其中一位車主在憤懣無助之際不惜斷指自清，另一位車主則已提起行政訴訟；盡管類似的釣魚式執法早有傳聞，但短時間內出現這么多受害者，著實讓公眾震驚，令輿論嘩然；倒鉤事件，不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權力對公民權利會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利用樂于助人的惻隱之心來實施釣魚，是對這個社會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礎的直接打擊。

釣魚執法所借的名義，是打擊非法運營，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礎，是客運業的準入管制：交管部門(或間接的通過擁有營運權的出租車公司)向營運車主有償發放牌照，牌照發放者和已經花錢買了牌照的車主，都有激勵維持牌照的市場價值，而這一價值源自營運權利的排他性；所以，當打擊非法營運不力導致黑車泛濫時，不僅牌照持有者不滿，交管部門今后發放的牌照價格也會受損。

準入管制的理論基礎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無法實施排他性，會導致過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謂的公地悲??；解決的辦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憑借行政強制力實施準入管制，這樣既限制了過度使用，又可通過出售牌照獲得收入投資于道路建設，解決了投入不足問題。

然而，這種行業準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卻十分可疑：管制的確能緩解過度使用，卻不能保證充分投入，有什么機制能保證，發放牌照所得確實被用于道路建設？又如何能保證，政府規劃的道路建設，能夠滿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實需求？

實際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個關于權利界定、資源配置和市場供需的問題，轉變為了一個公共選擇問題，而由阿羅不可能定理可以推知，任何集體決策機制都不能有效率的解決資源配置問題。

因而對于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而言，應盡可能減少公共選擇問題，尤其在我國制約政府權力的法治條件尚不具備的條件下，管制必然帶來大量的腐敗，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無從檢查和監督；許多經濟學研究都表明(包括今年獲得諾獎的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牌照管制并非解決公地問題的良策，許多私人的、行業的、地方的交易和組織形式，都可以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而對于顯著的外部性和過度使用，庇古稅是更兼容于市場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幾乎壟斷了土地收益、并有權征收營業稅和部分增值稅的地方政府，有著足夠的激勵去改善交通狀況，完全不需要牌照收益的激勵，牌照收益僅僅是滿足個別部門利益所需，而利益的部門化(甚至很可能已經分解落實到個人)為過度執法提供了極大的激勵。

其次，即便沒有營運準入管制，地方政府對道路使用已經實施了足夠的排他權，也從中獲得了高額收益：除了大量收費公路，開放道路同樣獲得了租金，包括對外地車征收的進城費和本地車的牌照費；這次釣魚事件的發生地上海，恰恰是國內上牌費最高的城市，這實在說不過去；如果說上牌費還不能將道路占用成本完全內化，那么新開征的燃油稅(一種典型的庇古稅)則完全彌補了使用率上的差異，繼續實施準入管制的理由已不復存在。

再退一步說，即便我們認可準入管制的合法性，管制的實施也不能擴大和深入到私人之間的偶然即興交易；按傳統和慣例，不同于大宗的、公開的和經常性的交易，小額即興交易在各種準入管制中歷來都得到豁免：私人不能隨便開銀行，未經許可不能發行債券，但即興的私人借貸從來都是合法的；開診所行醫需要執照，但鄰居割傷了手我幫他清洗包扎傷口順便敷點藥，這不會被判為非法行醫；工廠被禁止雇傭童工，但我付錢給鄰家小孩幫我修剪草坪，也不會為此被抓起來；如果管制被無限擴大，深入到私人關系的每個角落，我們的私人生活空間將被徹底破壞，維系親戚、鄰里、社區乃至城鎮的傳統關系網絡也將遭受權力的無端打擾和摧毀，這是人們無法接受的。

從倒鉤釣魚事件看來，在我們看到的幾個案例中，沒有車主公開主動攬客的證據，也沒有經常性收費載客的證據，更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的行為可以構成一種可持續的盈利模式，把這叫做“營運”未免太荒唐；更奇怪的是，非法營運的直接受害者是持牌營運者，他們應是最積極也最有效的監督和舉報者，如果黑車真正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甚至會自己動手管制，但這些案例中都沒有出現他們的身影。

（文章來源：09年10月22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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