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國進民退”有悖改革開放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正在率先走出危機陰霾。
但與此同時，一種憂慮也正在經濟界和學界蔓延，因為人們看到，政府四萬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令國有企業獲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資源支持，而民營企業，盡管未被遺忘，卻也難以獲得更多的支持。
經濟危機使得“國進民退”已成必然趨勢。無論是浙江紹興正醞釀的“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還是早前發生的“中糧入股蒙?！钡仁召彴?，以及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等，都證明了這一趨勢。
連地產行業也不例外。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各月成交總價排行前十的地塊中，六成高價地塊均由國資背景企業所得。
“國進民退”現象再次抬頭，且來勢洶洶。對此，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在接受記者記者采訪時表示：“國進民退”和我們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背道而馳，需要盡快地停止這一趨勢。
宏觀調控與“國進民退”
記者：陳志武教授在談到“國進民退”現象時，提到了宏觀調控起到的推動作用，您怎樣看待宏觀調控與“國進民退”之間的關系？
許小年：宏觀調控增強了“國進民退”的勢頭，主要原因在于，拉動內需幾乎全靠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來實現，很自然的，政策和資源就會向政府項目傾斜。
今年前幾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多，但是以政府為主的基礎設施投資，即我們常說的“鐵（路）公（路）機（場）”，增長速度達到60%多，遠高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而在一些民營企業較多的領域，如制造行業，投資增長速度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房地產投資，顯著低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由此可見，拉動內需的宏觀政策所調動起來的資源，相當大的部分進入了國有部門。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在拉動內需的宏觀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迫使銀行發放貸款，銀行不得不放。但在整個經濟下行的時候，銀行放貸存在巨大的風險，怎么辦呢？銀行只能把貸款投向看上去比較安全的政府項目、政府擔保的項目，以及國有企業。在宏觀調控中，國企得到的政策優惠和資金支持多，經營狀況相對比民企好，于是就成了銀行貸款的重點。
銀行的考慮是有政府支持，還款就有了保證，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如果政府的財政出問題，這些貸款都會變成壞賬。貸給政府項目即使出現壞賬，起碼政治風險是低的，銀行可以說，“我這是響應政府的號召啊”、“是為了保增長啊”。
政府推出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新增貸款達到了天量，可中小企業還是融資難，而中小企業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民營的。
記者：可不可以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后，政府出臺的一些措施，包括“四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客觀上對整個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負面作用，加劇了“國進民退”的趨勢？
許小年：這些產業規劃都有扶持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的傾向，重點企業、排名前幾位的企業，不是央企就是地方國企，規劃照顧不到民營的中小企業。盡管這些規劃不會有什么用，但是從宣傳和社會輿論的角度，強化了大型國有企業的擴張勢頭。說實在的，規劃都是紙面文章，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就做了十個大規劃，一周能出好幾個政策，做過深入的調研嗎？進行過認真的論證嗎？
記者：“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是否可以理解為是政府過度干預微觀經濟的行為？
許小年：可以這樣理解。類似的規劃過去我們看到過很多次，沒見過哪個規劃對國家某個行業或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多大作用。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既沒有必要，也沒什么作用。
記者：去年實施到現在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國進民退”會有什么影響？
許小年：我糾正一下，實際上不是“適度”，而是“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如我剛才說的，相當大部分銀行資金、財政資金投向了“鐵公機”，進入了國有部門。
“國進民退”的風險與后果
記者：“國進民退”的趨勢延續下去，可能會導致哪些風險？
許小年：首先會制造社會不公平。為什么有些行業只能由國有企業經營，而民營企業不能進入？為什么只有國有企業得到大量貸款和財政資金，而民營企業要么得到的少，要么根本得不到？
國有企業在資金和政策的支持下會“冒進”。最近拍出來的“地王”，60%以上是國有企業、國有地產公司。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國企有政策上的優勢、資金支持上的優勢。拍出“地王”將來出了問題怎么辦？有國家給兜底，所以國企敢去競價“地王”。民營企業出了問題，誰會給它兜底呢？老板自己承受損失。在經濟學上，國有企業的這個問題叫做“預算軟約束”。
從整個經濟的層面上來講，風險在上升。
記者：這個風險最后還是落到政府那里去了。
許小年：那當然。國有企業出現虧損和“窟窿”，誰來填補？還是政府。政府怎么補呢？還是用納稅人的錢。
記者：在“國進民退”進程中，是否也出現了例如政府強制或者變相強制的現象，比如山東鋼鐵兼并日照鋼鐵，以加速這一進程？
許小年：這是“優汰劣勝”，會降低我們企業的質量，降低經濟增長的質量，降低經濟的效率。其中出現的社會不公平，就太多了，比如現在煤礦掙錢了，政府就強行收購煤礦，這也是“國進民退”啊。而且收購是沒商量的，政府一聲令下，不賣也得賣，價格怎么定，也是政府說了算。強迫交易已經屬于侵犯民間的財產權了。
記者：其實這種現象從2004年“鐵本事件”開始，就已經越來越多了。
許小年：還有像陜西油田案，原來由民營資本經營的陜北幾千口油井，被地方政府“收歸國有”，這也是侵犯民間產權啊。
市場經濟講的是自愿交易，你不能夠用行政命令強迫對方進行交易。其實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在經濟中經營財產，因為政府同時又是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如果他也經營資產，就成了吹哨的裁判自己下場踢球，誰踢得過他？哨子是由他吹的，游戲的規則是由他制定的，他怎么踢都贏，別人怎么踢都輸。
記者：這樣的經濟模式，與其說是國有經濟，還不如說是權力經濟。
許小年：經濟學上講權貴資本主義，或者官僚資本主義。所謂權貴就是因權而貴，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科斯、過去國民黨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都是這方面的例子，用權力謀取經濟利益，不僅破壞社會公平，而且損害經濟效率。企業不把精力和資源用在創新和降低成本上，而是賄賂和勾結權貴，因為那樣可以輕輕松松地賺大錢。企業要是沒效率，經濟怎么可能有效率？
記者：可是也有一些辯解的聲音，說我們的國企，特別是央企，數量不是不斷在減少嗎？比如以前是幾百家，現在減少到100多家，今后還要減少到100家以內，這不是“國退民進”的證據嗎？
許小年：雖然家數在減少，但業務總量在增加。關鍵是央企經營的部門，民營資本有沒有同等的進入條件和競爭條件？石油行業為什么只有這幾家大央企，民營資本能不能進？電信行業民營資本能不能進？民用航空業，就這幾家大公司，把主要航線給分完了，民營企業能不能像央企一樣擁有飛行這些航線的權利？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結底需要監督權力
記者：因為我們是從計劃經濟轉軌的國家，對國有企業是否還有這樣一種迷信，認為只要是國有的，就是歸全民所有的，國企做大做強了，每個國民都能從中分享好處？而且從去年開始，央企也開始上繳紅利了。
許小年：可是老百姓誰分到紅利了？我也是全民資產的所有者啊，我怎么一分也沒拿到呢？央企只向財政部上繳紅利是不夠的，全民資產要向全民分紅，或者財政部從央企拿到紅利后還要分給老百姓才對，因為全體國民是國有資產的最終所有者。
記者：如果國企向全民分紅的話，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操作？
許小年：每個老百姓在國資委開一個賬戶，這在技術上很好辦，國資委的利潤每年向全國的老百姓分紅，要像上市公司一樣向老百姓披露企業的經營情況、分紅的情況，要向全體股東匯報，股東就是13億中國民眾。
記者：這樣一來，會不會像當初俄羅斯搞“休克療法”，形成很多寡頭？
許小年：我們說的是國企分紅，如果政府一定要自己經營資產，就應該把經營所得給老百姓分紅。更好的辦法是把國有資產直接分給老百姓，本來就是全民的，分了之后讓老百姓自由地在市場上交易。
至于會不會出現俄羅斯那樣的情況，我認為，只要制度和操作方法設計得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俄羅斯形成寡頭壟斷，原因在于官商勾結，這些寡頭中很多人就是由政府官員轉變而來的。如果我們把分配和交易程序設計好一些，提高透明度，老百姓能夠參與監督，可以避免俄羅斯那樣的結局。
記者：歸根結底還是權力的監督問題。
許小年：當然是這樣。一定要監督權力，權力沒有監督，就會內外勾結，把國有資產輸送給予政府官員有密切關系的人，最后形成寡頭。這些寡頭是官僚資本家，沒有權力當不成寡頭。
記者：金融危機后，可以說歐美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這一波全球大企業的國有化趨勢，與中國的“國進民退”有什么不同？
許小年：這兩種現象要區分開。金融危機中，歐美國家出現了金融機構的國有化，因為雷曼兄弟倒臺后，市場信用不靈了，只好臨時用政府信譽作為替代，防止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我們現在的“國進”，是因為金融體系要崩潰了、只能靠政府救急嗎？不是的。我們的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受到些沖擊，但不存在崩潰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進”，為的是什么呢？
另一個區別也很明顯，歐美國家的“國進”是臨時措施，有“進”有“退”，危機過去了就退出。美國政府最近要分批出售手中持有的金融機構股份，準備退出。我們的“國進”是有進無退，永久性地進入，既沒有說退出，也不準備退出。
“國進民退”背離改革方向
記者：要遏制“國進民退”的趨勢，政府應該怎么做？
許小年：從政策上，要開放國有壟斷行業。在政策、法律上，國有、民營要一視同仁。經濟領域無禁區，不能說有些領域只能國有企業做，民營企業不能做。
金融服務也不能講出身。不能說你是國有企業，就貸款給你；他是民營企業，對不起，沒錢。我們現在有“經濟出身論”、“經濟血統論”，“文化革命”期間是政治上的出身論，現在是經濟方面的、資產方面的出身論。
還有法律上的出身論。比如說銀行貸款，一筆貸款放給國有企業變成壞賬，這是工作失誤；一筆貸款放給民營企業變成壞賬了，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靶滩簧洗蠓?、禮不下庶人”，連刑罰都分出身。
政府應該做的不在經濟之內，不在市場里，而是經濟和市場之外的法治建設，以法律保證所有的人、所有的企業享有同樣的權利。政府的另一職責是公正地執行規則。
記者：您曾經指出，“國進民退”和我們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背道而馳，需要盡快的停止這一趨勢，此話怎講？
許小年：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們的一個主要信念就是，政府管理經濟和經營企業會導致效率低下，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才從1978年起，改革由政府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增加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提高民營經濟的份額。這個市場化的大方向，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的，歷屆黨中央都重申和堅持這一方向。
但是近幾年我們發現，一些做法背離了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市場化方向，甚至出現了倒退?！皣M民退”只是一個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預市場運行，政府對經濟的影響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在不斷增強。
這種趨勢既不正常，也不健康。
（文章來源：09年9月27日 《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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