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鳴：問責是一個系統工程

近些年來，隨著中央政府一系列對在重大事故中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高調問責，問責制逐漸成為了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發展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中國社會對問責制也給予了越來越高的期望。但問責制在中國社會這些年實踐的經驗與教訓也告訴我們，問責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制度設計、制度執行、意識培育等各方面的協同與配合。如果有哪一方面不到位，都會使問責成為不可能，甚至名存實亡。

一、制度設計是前提：完善問責的規章制度，制度要嚴密，問責要有據。

問責制，顧名思義當然是一項制度安排，那么制度的設計與規定就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沒有科學、規范、明確、嚴密的各種規章制度，問責就無法理可依，執行問責的主體師出無名，被問責者也心有不服。因此，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讓對官員的問責科學化、法制化、程序化，誰應當負責任，應當負責任到什么程度，如何去判明責任等等，都要有一個量化的、具體的規矩，這樣，問責才能更嚴密、更細化、更精準。

這些年來，我國一直沒有關于問責專門的、完善的成文法以及實施細則，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等，但所有這些法律、制度與規定基本是以原則性為主，操作細則并不明確。制度的不完備使得問責過程中確實存在不少的缺憾。最近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在這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對問責的對象、問責的程序、問責的類型、問責的時效性等等，都做出了比較明確、細致的規定，有很強的操作性與鮮明的針對性。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制度的形成與完善要有一個過程、甚至是相當長的一個過程，欲速則不達，拔苗助長是不行的。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去進一步完善問責制的各項制度，細化問責的各種條例、規定，使得問責制度盡可能的完備準確。

二、制度執行是關鍵：強化實施問責的力度，問責要嚴格，問責要嚴肅。

制度設計再完善，如果在制度執行過程中軟弱猶豫、遷就照顧也是不行的。因而嚴格問責、嚴肅問責就是問責制真正能發揮作用的關鍵。

嚴格問責，就是對負有責任的官員要堅決問責，不拖泥帶水，不顧左右而言它。問責不需要攀比，不能說為什么只處理我不處理別人。問責制的實踐重點不在于是否把所有該被問責的人全部問責，而在于宣示所有被問責的人確有責任。官員只要身居其位，必須承擔其位置所要求的責任，不可被推諉，也不允許被推諉。這必須成為問責制中不可跨越的“高壓線”。

嚴肅問責是指對被問責者要有斬馬謖決心，一被問責，一般不再起用，例外越少越好。這些年來，官員被問責不久之后又重新啟用的情形越來越普遍，頻率越來越快，間隔越來越短。這種現象引發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質疑。固然我們有官員被問責后復出的條例規定，但從健康推進問責制的本意來講，還是應該明確一個基本立場與態度。這就是承擔責任一定要有承擔責任的樣子，責任承擔者一定要為自己的過失行為買單，一定要失去一些東西、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行政職位、政治地位乃至一定數目的財富等等。只是口頭喊問責，其實什么都沒有失去的問責不是真正的問責。更何況要求官員離開黨政領導崗位，并非剝奪其為社會服務的權利。被問責的官員還可以進入教育、企業、社會公益事業等等領域工作，甚至也可以不離開黨政機關，在政策研究部門為政治運行做些咨詢與參謀的工作。從這種角度來強化問責制，可能是對我們的黨員干部有些不公。但作為曾經在入黨誓詞中宣誓過“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的共產黨黨員干部來說，這種要求難道不該坦然乃至欣然去接受嗎?

三、意識培育是保障：營造積極的政治文化，要自覺責任，要敬畏責任。

實事求是講，這些年的問責過程中，有很多的官員不服氣。一旦發生問題后，當事的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觀點與社會評價之間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和對立。這表面上是問責制度不完備所致，其實背后是一種政治文化的缺失，是一種責任意識的淡漠。

在一些官員看來，權力與責任是分離的，似乎權力就是一種可以為所欲為而沒有、也不需有任何顧忌的特殊力量，而責任則是可有可無;對待群眾關系上，視自己為“父母官”、“官老爺”，自己可以對群眾指手劃腳，卻容不得群眾的一點意見。

其實，現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理念就是，責任是權力存在的前提，有權力就必然要負責任，只要在權力范圍內出現某種事故，必須為此承擔責任。同時，既然官員的權力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社會公民讓度出來的，那么社會公民在自己認為需要的時候收回 “權力” 就是他們天賦的、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我們要營造一種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生態，向官員們灌輸培育這種責任意識。讓官員們意識到權力應該被問責，對權力問責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官員是可以被問責的，這是作為社會公民最基本的權利。當官員們真正能自覺責任、敬畏責任的時候，問責制的施行就不再會步履蹣跚，而會事半功倍。這些年來，溫家寶總理對國務院明確提出“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為形成積極健康的政治文化開了個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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