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管”銀行好過“收”貨幣

當前中國政府正處在救市政策“從量到質”變化的關鍵時刻，努力通過保持“輸血型”的刺激方案來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結構失衡的格局。這一過程，不僅需要更多“時間”，還需要更多“智慧”。

眼下，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從實體經濟走向虛擬經濟，虛擬經濟部門產生了大家有目共睹的“過熱”局面。中國經濟逼近一個政策無法出牌的“死胡同”——實體經濟越來越“虛”，需要政府繼續給它“滋補”；虛擬經濟越來越“實”，直到市場無法支撐為止。

為此，中國政府迅速反應，正嘗試一招“智慧”牌，通過銀監會的監管措施來避免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部門或全社會釋放出的錯誤或過于超前的“信號”，導致政府和機構用于結構轉型的救市資金大批滲透到股市或樓市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境外“熱錢”也蠢蠢欲動，乘“虛”而入，大大增加了中國實體經濟“質”變的難度。盡管如此，貨幣政策的目標卻不能改變，這樣不僅會嚴重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正在進行的結構調整，而且也會因為更多熱錢流入、套取中國市場上資金短缺所帶來的高收益這種投機性行為而失去緊縮貨幣的正面效果。因此，只有當歐美市場共同配合中國，放棄危機時候所導入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們貨幣政策的降溫才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從目前中國市場上流動性膨脹的機制來看，央行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增長的勢頭要遠遠低于銀行信貸活動所帶來的M1或M2這樣的貨幣增長。用行家的話說，主要不是基礎貨幣惹的禍，而是跟銀行有關的信用乘數放大太快問題有關。所以，“管”銀行要比“收”貨幣政策來控制流動性膨脹的效果會更好些。

當然，銀監會的“管”法有很多，比如，我們最擅長的是“窗口指導”，銀監會可以直接要求各商業銀行按照比例放貸，視情況甚至可以要求他們停止放貸。去年當“升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大發行央票力度”這三種央行回籠資金的法寶都不管用的時候，窗口指導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這一次銀監會慎用這種做法，因為眉毛胡子一把抓會影響到正常的“產業振興”所需要的信貸規模。

所以，媒體熱議銀監會接下來要加大力度采用“市場手段”，筆者認為，里面釋放出了以下幾個主要信息：

首先，資本充足率監管是成熟市場國家常用的、對銀行執行的一種帶有“普遍”性質的“強制性”監管。對中國而言，我們的主要問題目前并不在表外業務上，而是對表內業務風險監管模式的陳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今銀監會導入資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著我們的監管模式率先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單純的合規性監管、靜態資本充足率監管已經上升到按照市場風險定價機制進行風險監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風險為基礎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在銀行剛剛起步進行金融創新活動的時候，對銀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創新沒有取得獲利的本領，那么，銀行自身就會因為成本高企而不得不放棄金融創新的活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表明了今天中國政府“求穩不求利、求實不求虛”的價值觀。

第三，這次新模式的變化反映了政府認為在這個時機出臺更為合適的判斷。這是因為中國銀行業和歐美銀行業相比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所以這種監管模式的市場化轉變不會給我國銀行業造成更嚴重的負擔，從而影響到救市的效果。另外，目前中國金融體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膨脹現象，在結構轉變的過程中，無法對其進行一刀切的宏觀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銀行自身的信貸業務調整能力，所以，新監管模式的導入比央行貨幣政策的轉向效果要更為明顯。再者，中國銀行業整體的主營業務不是高風險高收益的結構，所以，這種模式不會給銀行盈利情況帶來太大的麻煩。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文章來源：09年8月6日   《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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