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居民消費率為什么奇低

這一輪經濟蕭條發生以來，“Chimerica”現象成為當今世界上議論的一個熱點。但在我國，這個說法同所謂“G2”說一樣似乎主要被視為中國地位提高的標志，于是討論集中于我們為此應該牛氣起來擺出經濟強國的姿態呢，還是冷靜地看到自己的實力還無法與美國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這種“抬舉”所迷惑甚至“捧殺”?

但是其實，“Chimerica”或者說是“中美互補”現象之所以成為當今全球化經濟中最醒目的一道風景，主要在于這樣一種所謂的“互補”機制本身的特點，而不在于互補雙方實力的評價。即便在“Chimerica”一詞的創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說中國的實力已經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兩國各自的奇特經濟角色：美國這個典型的“過度消費”大國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國這個典型的“超低消費”大國需要大量“外需”，于是雙方便形成了“互補”。這與實力地位上雙方是否旗鼓相當，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機前的泡沫時期，美國人從這種“互補”中得到了“高消費”，而中國從中得到“高增長”，但雙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時也已經有了牢騷：“超廉價的勞力、土地、資源付出，形不成有效進口需求，只換來巨額的‘綠紙’(賬面美元)。中國人埋怨美國開動印鈔機卷走了咱們的血汗，美國人埋怨中國廉價貨砸了他們的飯碗，而一旦美元狂貶，美國完了，我們的血汗也白搭?！?

危機一旦爆發，雙方的抱怨立即升級。然而奇怪的是：雙方的互相依賴似乎也明顯升級：美國的消費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國增持美債，給他們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國的過剩危機越嚴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強出口退稅使產品更廉價，以適應美國因危機降低了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凍結勞動合同法，以降低生產成本維持“競爭力”，但消費不足卻因此更難改變。

于是美國何以“高消費”、中國何以“低消費”便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筆者前曾指出：美國這些年來的“過度消費”現象既不能用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用觀念上的“西方文化”來解釋，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層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應”形成的國民“自由福利雙膨脹”帶來的消費激勵。

而中國的低消費率則可以用相反的原因來解釋。

我們先從中國自身的歷史上看。中國經濟由于前述與美國相反的政治體制的作用，消費率相對于投資(含儲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投資的產出效率低下，而投資需求又比消費需求高?！暗拖M，高投資，低產出”的結果是消費雖低，產出卻并不“過?！?，甚至還長期處于計劃經濟下常見的短缺經濟狀態。但是轉入市場經濟后，投資產出效率提高，便逐漸轉為“低消費，高投資，高產出”，出現了通常所講的“過剩危機”的形成機制。然而這個機制的作用能發展到哪一步，卻不僅僅取決于經濟本身。

縱觀最近幾十年來中國消費率與“過?！钡陌l展變化，可以發現它除了與經濟形勢及經濟體制的變化相關外，還與政治演變有著一般“純經濟學家”不大注意的有趣關聯：

從1978年改革開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段，由于“***”時期的嚴厲專制松弛，寬松氣氛下禁欲主義消退而消費欲望復蘇，同時經濟市場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經濟過剩的機制。因此這時一方面延續著計劃經濟以來的短缺經濟狀態，另一方面居民消費率卻比改革前大為提高，1981年達到52.5%的空前絕后水平。這個時期中國的外貿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沒有“外需拉動”的情形。

1987年，當時的青年學者王建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這實際上就是后來的外向型出口拉動經濟模式。但是當時中國“內需”正旺，王建為實現他的主張而提出的四項建議中的一項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國內消費水平上升速度”，以便騰出產能用于出口。這個建議被采納。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寬松空氣下，內需并不容易壓抑，“控制”兩年后消費率反而從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條件明顯變化，消費率即從這年開始掉頭向下，從1989年的50.9%，連續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這個時期的市場化進程，在許多階層(主要是弱勢階層)1989年后失去討價還價能力的情況下明顯加快，“原始積累”高歌猛進，幾年前王建想壓也壓不下來的消費率，如今不用壓就掉了下來，而且很快變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個國民經濟這時也歷史性地由短缺轉為過剩，而且過剩的程度發展很快，在1994年已經出現了過剩危機導致經濟“硬著陸”的危險。

但是恰在這時“外需”大顯身手，1994年人民幣匯率大調整后中國外貿由逆差轉為順差，而且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地走向了“雙順差”大國。大量外需消化了過剩危機導致“硬著陸”的危險，保證了經濟平穩發展，也使中國的增長模式具有了越來越明顯的出口導向型特點。

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后中國的出口面臨壓力，從此“拉動內需”之說響亮起來，到現在已經響了10多年。這個時期雖然拉動很吃力，但內需大體還能維持一個穩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費率為46.4%，還略高于1994年。 P>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權優勢”的巨大“競爭力”使中國在全球化中如魚得水。經濟進一步加速，“中國奇跡”更加耀眼，而經濟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資潮水般進入，出口爆炸式增長，“雙順差”乃至“三順差”(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連同“誤差與遺漏”項)越來越突出。然而在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費占GDP的比率卻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從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費的中國人把越來越多的產品送到世界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去換“綠紙”，到“全球海嘯”時已經累積換了兩萬多個億!“綠紙”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買美國國債。中國成了美國在全球最大的債主，為填補美國“過度消費”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貢獻。

我們再來看看橫向的比較：
應該指出，近幾十年來走出口拉動型經濟發展道路的國家不只中國，尤其在東亞、東南亞，高出口、高順差、高外匯儲備的現象在不少“新興工業化地區”都是一個重要階段。這些經濟體在這個階段的消費率也不高，但卻遠遠沒有低到今天中國那種程度。如日本在這個階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費率為55%，韓國在1990的消費比例為52.3%，馬來西亞1990年為51.8%，泰國1990年為56.6%，臺灣1980年消費率也有51.5%。這些消費率都比如今的中國高了十幾至二十個百分點。

還有印度，作為發展中大國，經常成為與中國比較的對象，但印度1980、1990與2002年的居民消費率也分別達到72.1%、61.7%和64.9%。印度雖然并非高順差的出口導向型國家，但在近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積累率也比較高，從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財政年度的39%，在年經濟增長率提高到9%的同時，居民消費率也從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梢哉f，高積累率推動高增長應該是合乎邏輯的，并非哪個國家獨有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沒有像中國那樣過分。最近這些年來印度居民消費率雖處于歷史低位，但仍比中國高得多，而它的經濟增長率只比中國稍低一點兒。
最后，同樣作為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前計劃經濟國家”，中東歐諸國(即所謂“新歐洲”國家)制造業也很發達，轉軌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長。但是這些在民主制下進行轉軌的國家，與中國的明顯不同在于它們的居民消費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貿上，就是中東歐轉軌國家的出口明顯增長的同時，它們的進口同樣在增長，甚至增長得更快，以至于不時出現外貿赤字。由于轉軌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現象，歐盟也有勞工標準和福利門檻的要求，東歐并沒有像“劇變”之初一些人預言的那樣出現外資爭相涌入、血汗工廠的廉價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國人卻消費很少的“中國現象”。在市場與人權都“與國際接軌”的情況下，它們的GDP增長率沒有中國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屬于高增長之列。而它們居民的消費水平、社會公平程度與社會保障都比我們強得多。當然它們的經濟也有問題，然而卻與我們相反(與美國倒有點類似)：它們的問題不是“內需不足”，而是“內需過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們也受到這次危機的感染，然而其表現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國式的。

總之，無論就中國經濟幾十年來的縱向分析看，還是就中國與其他國家及經濟體的橫向比較看，影響居民消費率的因素是多樣的：經濟發展模式選擇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處于高增長階段、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都會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高，還有些人說儒家文化有高儲蓄傳統，也會壓低消費率。同時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費率也并非越高越好，處在上述幾種因素影響下的國家消費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窮國與經濟停滯國家積累率低下，一點點產出吃光了都不夠，居民消費率顯得奇高，這同樣是一種病態。

但是無論如何，像我國如今這樣奇低的居民消費率，無論與東亞、東南亞那些經濟發展模式與我國類似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相比，與印度那樣同處于高增長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相比，還是與“新歐洲”那些同樣發生了經濟轉軌、并且增長率也很高的“前計劃經濟國家”相比，甚或與文化傳統相似的韓國、臺灣等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經濟體相比，我國如今的居民消費率都要明顯地低得多，在國際國內這都被認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這種奇低消費率的原因、至少與上面提到的那些類似國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舉的那些因素來解釋。顯然，這只能與我國獨特體制下“低人權優勢”造成的尺蠖效應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有關。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拉動內需”就不能僅僅在經濟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陳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動內需。我以為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如果我們能夠在“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這兩個方向上不斷取得進展，逐步改變如今這種依靠“低人權優勢”展現“競爭力”、GDP增長雖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卻日益嚴重的狀況，我們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內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國。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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