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馬?。簝晌晃鞣饺岁P于中國崛起的對話
這個國家的發展軌跡及其民眾價值觀和抱負的轉變引起很多熱烈的討論。以下兩位專家的交鋒正可謂是針尖對麥芒。
親愛的威爾：
現今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實力的天平正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傾斜。誠然，G20取代G8成為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力量就是鮮活的例證。但是人們尚未意識到也甚少談論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所帶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我想，這種忽視來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觀念，即認為這些國家最終會克隆西方的現代模式：換句話說，這世上只存在一種現代化，即西方的現代化。這是徹頭徹尾的謬論?，F代化既是文化與歷史，也是市場與技術的產物。關于中國的本質問題是：它會越來越像我們，還是會走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并且最終以其特有的方式改變這個世界呢？
我認為，中國絕不會變成“西方”。當然，它會受到西方的影響，正如現在這樣，但是骨子里它仍與西方有著根本不同。不同意這個觀點的人會認為西方的價值觀是成功實現現代化的普世前提。這是極為狹隘和狂妄的思維方式。
我將列舉一些例子來說明中國的獨特性。盡管上個世紀中國將自己描述為民族國家，但它實質上是個文明-國家。中國人在看待自身時主要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民族，而是一種文明；中國人的國家意識的歷程遠遠早于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歷程。并且文明-國家的行事邏輯與眾不同：由于國家龐大的規模而產生的對多樣性的必然容忍（香港的“一國兩制”即是明證）；這個國家幾百年來被看作是文明的護衛者，因而也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
就拿種族來舉例吧。中國不同于其他的人口大國，9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屬于一個種族：這個種族是中國悠久歷史和文明的直接產物。它還意味著中國人對差異的認知也與很多社會不同；這種認知在短期內不大會發生變化。再想想這樣的事實，中國一千多年來從未像歐洲那樣充滿著不同集團之間的權力競爭，因而它的權力沒有邊界。中國的國家，無論它當前的政權會有什么變故，現在及將來都會與西方國家非常不同。
中國的這些特性并不意味著中國將成為一個令人生畏的強權國家；但它們的確使中國與眾不同。我們為什么要驚訝呢？這個世界原本就由異彩紛呈的歷史和文化所組成。歐洲（和它的主要旁支，美國）也就是在近兩百年時間里掌握著世界的領導權。那樣一個時代現如今正在終結。這世界遠遠不是西方普世主義的盛行，而是一個不同的現代性角逐的時代。
馬丁
親愛的馬?。?/FONT>
300多位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家在去年12月聯合國人權宣言周年紀念時簽署支持零八憲章，許多人隨后遭到逮捕。他們希望中國能擁有獨立而公正的司法；言論與表達自由；貿易組織的自由；媒體自由；保證政府應為公民負責。所有這些制度都來自西方，你不屑一顧，你認為即將掌握世界統治權的中國正在挑戰這些制度。中國環?？偩指本珠L潘岳，已經發出警告說中國代價高昂的碳、硫化合物的排放（其總量現在遠遠超出美國）無法扭轉，除非市民社會能迫使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界對污染負責。如果中國不能培育出零八憲章所倡導的那些制度，污染絕無改善的可能，就像那些在四川大地震中成千上萬喪失孩子的父母知道，他們無法使那些批準豆腐渣工程的腐敗官員承擔責任，盡管他們的孩子因此而死。這個政黨仍舊巋然不動。
這些人都很勇敢，他們所有人將會對另一條由無辜而杰出的西方知識分子兜售的路線表示無聲的絕望。除了黨的宣傳部，沒有誰會對中國是文明國家這一主題熱心吹捧。黨利用一些“中國性”的概念為自己的威權申辯，撐起自己搖搖欲墜的合法性。其說辭為，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表中國悠久傳統的共產主義——“三個代表”思想與中國的儒家傳統一脈相承。它正領導著一場經濟革命，并很快將會使中國人取得世界領導權。因此，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大錯特錯。
我個人認為，通過一個國家的過去預測它的未來的觀念在經驗和哲學上都是錯誤的?！拔拿鲊摇笔莻€空洞的構造：所有國家都有文明，文明中都包含著一些張力，如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自由和權威。假如你說中國民族成分比較單純，你的讀者將會如何理解你這爆炸性的論斷？這有點像聲稱西方世界的每個人都是白種人，因此我們以同樣的方式來思考一樣。但是我們并不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在農業大省的山東與河南，和熙熙攘攘的珠三角與上海這樣的商業地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你難道不相信，人們對勞有所得、對尊嚴和自我表達的能力有著共通的渴求嗎？這也是中國在臺灣，在中國自己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表達的主題。中國歷史充斥著波瀾壯闊的、反抗專制王朝的抗爭，這些專制王朝將其暴虐說成是忠實于“中國性”。
你會反對說，中產階級幾乎不反對黨。目前來看你確是對的。中產階級的確被物質所迷，但這更像是一種西方極易理解的非常實際的利益考量而跟文化無涉。依我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的話，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你可以支持宣傳部和它對零八憲章的態度。但我會支持零八憲章。
威爾
親愛的威爾：
我們之間似乎有相當分歧，因此讓我試著確立一些共通的基礎。我是否同情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呢？那是當然。我是否相信中國需要一個更為透明和負責任的治理體制呢？當然。并且，一個你沒有問及但可能會問的問題是：我是否對天安門事件感到悲痛？也是當然。你想將我置于這樣被動的境地：你是民主派，而我是反民主派；這樣的意圖實在令我不能接受。我們對這些問題有著相似的回答。我們的不同之處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中國在關鍵的方面會與西方不同還是它必然會成為一個西方式的社會，或者說多少是我們的復制品。此外，你將這個問題簡化到討論中國當前的政權。依你之見，差異不過在政治上。對此，我恕不同意。
你不同意文明-國家的看法，主要是因為它為中共宣傳部所用。那我將援引白魯恂的話，白先生剛剛過世，是美國最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寫道：“中國不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另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假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彼?，如下動心遠非象你所說的，是“一個空洞的構造”，而是對理解中國的本性至關重要：國家、統一的觀念、種族意識、認同感和許多其他特征。盡管對我們而言，“文明國家”是個全然陌生的概念，但它確是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所以，我們不能因其與我們自己的歷史及現實不符而將其蔑稱為一個“空洞的構造”。
我還是援引種族問題來說明。92%的中國人相信他們屬于某一民族并不意味著我也這么看。很明顯，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口是許多不同種族聚合的產物。但是許多中國人并不這樣想。我們如何解釋這一點呢；為什么中國人的態度與其他那些諸如印度、美國、印度尼西亞和巴西這樣的人口大國的人民相比會如此獨特呢？我希望你不會告訴我說當前的政府要為此負責。恰好相反，這是中國文明史所起的作用，它引領了漫長的綿延不絕的同化、征服和融合的進程。這一結構有重大意義：中國人的認同感趨同。這一點在漢族人對西藏人和維吾爾族人的態度上一目了然。因此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將會怎樣和以差異為行事原則的世界打交道呢：對此我們得秉持謹慎態度。
我再來總結一下對我而言我們之間存在著的根本性的差異。你秘而不宣的觀點似乎是，只有一種現代性，而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所有非西方國家遲早都要采用西方式的制度、實踐和價值，否則便是失敗。換言之，只有我們能向這個世界提供發展模式。誠然，這使得我們對于非西方國家的政治、文化分析更容易開展。我們無需真正去理解它們的獨特性，我們只需知道它們西化的程度即可。而我認為，那種認為所有的智慧都只存于西方的人狂妄至極；恰恰相反，所有的社會都包含著我們所有人，包括西方，值得學習的獨創性和遠見卓識。隨著我們進入一個正在非西方化的世界，這一點將變得尤為明顯。
馬丁
親愛的馬?。?/FONT>
我同意你所說的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族人的態度是壓制性的，并且當中國統治世界時我懷疑它會復制這些政策——這一預言我想大概不會發生——沒有人會喜歡這樣的預言。你跟我說這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產物，它能拋卻西方人的傲慢并會從其他國家學習。我認為傲慢的西方人應當仰慕的“遠見卓識和獨創性”是中國的經濟；你不會想讓我們采取中國對外國人、種族多樣性或自我優越的態度。
不管怎樣你回避了我的論點。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是它需要更多制度的支持與護衛。民主關乎正義、責任、多元化、制衡和所有與之相伴的程序。它涉及有效的公司審計、可靠的官方統計、獨立的工會和有力的企業管理，和未經審訊的逮捕與拘留或者言論自由。然而，這些是相互依賴的“啟蒙”制度，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并且許多亞洲國家，無論是印度、南韓或是日本，都正日漸學習和深化這些制度。在這些方面，一個反映人類基本欲求的亞洲啟蒙運動才剛剛開始。當它受阻時，經濟和社會就會出現功能紊亂。
我不同于你的看法在于，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模式是存在功能障礙的。它不僅僅是貪污腐敗和環境危機。它的發展嚴重失衡且缺少創新。這個體制的窮兇極奢被其高得驚人的儲蓄額所掩蓋。中國人的儲蓄總量之所以會這樣高，正是因為如此多的中國人不相信這個政權和發展模式會有未來。它急需可以容納商業和創新的機制，和未來敢于進行物質消費的信心。
中國文化真的決定了它不會擁有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軌跡嗎？許多有關文化、經濟和政治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強調它們的可塑性和缺少剛性的先決論：白魯恂的觀點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對像你這樣的少數持文化決定論觀點的人而言，殷格哈特和威爾吉爾的世界文化地圖顯示的也是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是如此的親近——世俗、理性、非傳統、強調個人福利和基本生活條件——這表明其間的差距比你主觀設定的要小得多。
當然我們必須向中國學習。世界頭號儒學大師杜維明向我們展示了儒學和啟蒙價值之間內在的互補性。他會認為你從中國文化中得出的對種族的理解和對專制政體的偏好是極為怪誕的——甚至是明顯的冒犯。零八憲章簽署者更貼切地反映了中國人思想的復雜性。這不是西方的自大：我對西方自身無法實現啟蒙的標準極為不滿。但是中國需要發展它自己的、在亞洲其他國家正在推進的模式。我堅信終有一天它會——并且你對黃禍的擔憂和對西方衰落的欣喜都讓人大惑不解。
威爾
親愛的威爾：
我不會夸大東亞和西方社會融合的程度，你似乎理解錯了。誠然，東亞是一個很大的區域，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定居于此，這里有多種多樣的文化。但我想舉出看起來最西化的國家--日本--來表明我的觀點。事實上，日本骨子里與西方非常不同：社會關系建基于恥感而不是罪感之上，社會等級化明顯；與西方社會相比，法律制度發揮著很小的作用；并且勞動力在性別上的區分非常明顯。尤其是，雖然它經常被歸為“西方國家”，但它的政治體制與西方明顯不同。當然它有普選制和多黨制，但是你也知道，自民黨自5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一直執政，這就像伍夫倫（Karel van Wolferen）提出的那樣，權力實際上掌握在官僚體系手上。因此，盡管日本有著西方式民主的外表，但權力在其政治實踐中則安置在日本式的儒家政權中。它不同于中國，也不同于西方。日本有著一種非常獨特的、屬于它自己的現代性。你接受我的這個觀點嗎？
唉，關于中國，你實際上沒有任何積極評價。那是因為你變成了一個總是預言其終將失敗、即使它在過去的30年里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的中國-否認者了嗎？它當前的發展模式不是可以長久維系的，在這一點上你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在中國沒有哪個嚴謹的經濟學家認為它可以長久維系。自1978年以來兩位數的增長率毫無疑問只能經由持續不斷而銳意進取的變革和改革才能取得。你對于中國政府在領導非凡成就方面的作為沒有公允評價。當然，適時對其增長模式進行根本性變革十分必要；而且那可能正是未來會發生的事情，它也許會做出早期亞洲四小虎騰飛時那樣的努力。
馬丁
親愛的馬?。?/FONT>
如果不是這么了解你，我也許會認為你是個過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你只是在這里使用文化來替代階級沖突作為決定歷史發展的因素。日本的民主制度當然是日本特有的；英國的、法國的、巴西的和韓國的也都同樣如此。這個觀點比烘干油漆更無趣。問題在于某一國家特定民主制度在不斷演化、變革和變異--并在發展的過程中與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產生創造性的張力。日本在野黨候選人熊谷俊人（Toshihito Kumagai）剛剛大獲全勝，當選為千葉市（Chiba）市長，而這里一度是自民黨的大本營。這預示著自民黨風雨飄搖的霸權正在走向盡頭。日本經濟連續十七年的裹足不前使得民眾對經濟模式和社會的改革要求日漸迫切；與伍夫倫時代相比，它對問題有更充分的準備，更少恭敬放任，更愿求助于法院。日本的民主制度--就像英國的制度一樣不完美--仍在繼續向前推進。
我不是你的假想敵--狂妄自大的西方人預言所有的社會最終都會殊途同歸于西方模式。不同的社會當然都有其獨特性。但是人類對自我表達、尊嚴和公平的想望，放之四海而皆準。某一國家-特有的各國獨具特色的民主制度形態各異，使表達成為可能，都并釋放出巨大的活力。
你對儒家的描述，連同它既即屬末世論又宏偉的預言，不過是一幅政治漫畫。我在《不祥之兆》中是承認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的。4億人脫貧確實非同尋常。但是我觀察到了它的缺陷，并堅信它們必定會強化。隨著經濟發展的推進，經濟模式和制度必得進行變革。你尚未認真地直面我的兩個核心問題。中國是否需要民主制度支持它下一階段的增長呢？除了共產黨的反對以外，是否有其他的理由證明，它不應該采用民主制度？
威爾
親愛的威爾：
我們的爭論該叫停了，所以我以以下兩個觀點來結束我的陳述。
我相信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首先是中國和印度，可以說標志著人類民主的巨大進步。過去200年里，西方世界（包括后來的日本）——合起來只占全世界人口的極少一部分——支配著世界，并實際上在管理著世界。世界的其他部分——壓倒性的大多數——直到現在都處于邊緣地位，并且不被重視。當我們談論西方民主時，我們幾乎總是意指單個國家的民主，而不是不同社會、文化和傳統的共同的世界民主。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這兩個國家的人口合計占了世界人口的38%——將意味著全球治理的民主化空間的極大拓展，無論中國是否會變得更加民主（并且我是確信它終有一日會成為民主國家）。
你好像骨子里堅信西方的支配權是永恒穩固的。實際上，時間會證明它相當短命。它始自18世紀晚期，在這個世紀里將會喪失殆盡。但這是人類的歷程：不同文明的崛起與隕落。你的觀點是這次會不同：如果那些國家不能從根本上變得跟西方一樣，他們將會失敗。有些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在這一點上贊同你的看法。但是伴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新價值觀會逐漸取得支配地位，這些價值觀不可化約為西方價值觀，并無疑會與一部分西方價值觀發生沖突。至于儒家，你只認同其中與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相契合的部分，而對它獨特的部分（并且可能值得我們學習的部分）進行無聲的攻擊。在你看來，我們的價值觀總是優越的。我有一個稍微不同的立場：我們的價值觀中有一些很寶貴、值得珍藏的精華，但其他部分就并非如此。有一條就屬于后者：你似乎從未提及，西方至上論的假定使得我們在過去兩百年的大多數時候成為一群到處侵略、擴張和向外殖民的強盜。我對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同樣秉持稍稍不同的態度：其一部分價值觀應得到尊敬，另一部分則需要拋棄。
馬丁
親愛的馬?。?/P>
在你剛寫完《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之時，卻以對持有中國不偏不倚的評判的面貌出現似乎有些不合適，你頻繁將我刻畫成一個直白的西方價值觀的旗手的企圖也是一樣可笑。我并不像你描畫的那樣。事實上，正如阿馬蒂亞·森所宣稱的那樣，公元前3世紀的印度阿育王（Emperor Ashoka）是世界首位堅決推行多元主義、尊重爭論與異見、包容少數群體的價值觀的人。
經濟史十分具有啟發意義。1750-2000年間世界人均GDP在經歷了一千年的停滯后翻了37番。這一爆炸性的成就由市場資本主義與所驅動，它與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實踐相互促進——這一種全新的經濟與政治組織形式首先在西方世界結出了碩果。1750年之前，中國可以宣稱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1750年之后它不再能維持其中心地位?，F在你認為它最近的增長預示著歷史演進規則的翻轉。
但是過去250年所發生的變遷將會繼續下去，并將由那些最能夠管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結合體的社會來主導。就像鄧小平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必須分享這一活力，否則將會落后——因此才有了他的市場改革，和對許多鄧主義者來說的最終的政治改革。無論如何中國現在深陷泥潭；而且其脆弱性日益明顯。
好消息是西方不再是唯一試圖建造復雜的制度矩陣的社會，即使他們由于先發優勢仍舊處于最佳地位。壞消息則是，資本主義創造了邪惡的不平等和不穩定——這決不只是在中國不完善的革命中存在，也存在于其自身系統中。橫亙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提高我們對資本主義和民主治理之間關系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對平等和共有責任的更好的理解。這是一項有關批判和更新的持久性的工作。我的擔憂在于，象你這樣天真的認為中國正回復到1750年之前的地位上，并將普世價值觀譴責為“西方的”的一類人，正引導我們入歧途。這才是世界的悲劇，——并且是中國的悲劇。
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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