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以改革的突破化解經濟壓力

　　以改革的突破化解經濟壓力

　　遲福林

　　2009年是我國改革發展十分關鍵的一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與國內發展周期重合的特定背景下，我國改革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向全球不斷蔓延，對我國發展產生嚴重沖擊。這個沖擊是全面而深刻的：它既是巨大的外部沖擊，使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我國難以獨善其身；也是深刻的內部沖擊，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中的某些固有矛盾不斷暴露并全面凸顯。

　　過去3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新時期全面轉型的巨大壓力。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這幾年，無論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壓力，還是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的壓力，或者是政府轉型的壓力，都日益突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與全面轉型壓力的增大，對后30年的我國改革發展無疑是一個戰略性的挑戰。

　　危機倒逼改革。歷史經驗表明，危機往往是改革的重要契機和重要起點。過去30年，無論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鎮國有企業改革，還是財稅金融體制變革，大都具有危機導向的特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發展轉型的雙重挑戰，需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雙重難題。過去30年的實踐證明，無論面臨的挑戰有多艱巨、困難有多嚴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應對危機，破解難題，減少壓力，促進發展。為此，在當前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同時，如何盡快推出并實施“一攬子”改革計劃，集中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性矛盾，建立與發展型階段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走出一條以內需為基礎的發展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對我國下一步改革的熱切期盼。

　　以市場化改革破解“保增長”難題。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宏觀政策把“保增長”作為重要目標。應當清醒地看到，保增長不是一般性地恢復過去那種粗放型的增長，而是努力實現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基礎上的持續平穩增長。這就需要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拓展到資源要素領域、壟斷行業，發揮民營經濟作用，使投資能夠反映市場真實需求；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長；這就需要加快推進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致力于解決中長期、深層次的體制問題，以推進經濟增長機制的轉型。

　　以積極的社會變革緩解經濟壓力。加快創新公共服務體制，使基本公共服務惠及13億人，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也成為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在經濟增長進程中，政府承擔“底線公平”的責任不可或缺。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以高素質的勞動力替代自然資源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通過基本的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完成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走擴大內需的道路，就需要通過基本社會保障為廣大社會成員提供一個良好的未來預期，解決擴大消費支出的后顧之憂，扭轉“高儲蓄、低消費”的傾向。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轉型時期，社會成員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存在較大差距是難以避免的，但隨著財政能力的快速提高，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制度安排，防止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轉化為權利和機會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化解基于利益關系調整中的某些社會矛盾。

　　實施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國際金融危機既對對外開放帶來巨大沖擊，但也帶來歷史性機遇。抓住機遇，應對危機的關鍵在于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進程。比如，在全球經濟繁榮的時候，我國企業要走出去收購發達國家企業相當困難，而這在危機背景下變得相對容易。在全球范圍內收購資源性企業、制造業研發和銷售兩端的產業鏈條，有利于未來發展所需資源的戰略布局和產業升級。再比如，危機有利于我國在參與新一輪國際秩序重建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此外，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面臨著一次重大的歷史性機遇。

　　應對危機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力度。國際金融危機客觀上使政府進入一個危機管理過程。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發展模式轉型雙重挑戰，需要從多方面加大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切實增強政府危機管理和危機應對能力。

　　——在經濟危機與改革發展的戰略轉折重疊關鍵時期，政府工作的預見性、前瞻性至關重要。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改革發展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大大增多，可以說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這一時期也是為下一個30年改革發展奠定基礎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政府統籌兼顧多方面的改革發展任務，提高決策的科學性，避免重大決策失誤。

　　——形成應對危機的社會合力，既需要政府采取強有力的政策，還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應對這次危機不應當是政府的“獨角戲”。政府可以出臺強有力的宏觀政策增強市場信心，但這些政策措施要有效地發揮作用，最終取決于是否能夠把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調動起來。這就需要政府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調動包括社會組織在內的全社會力量來應對危機。

　　——應對危機需要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以增強應變力、執行力。分稅制改革以來，由于財稅體制的安排，中央和地方的行為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前幾年的宏觀調控中還出現了中央地方博弈的新問題。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要保持中央地方高度一致，需要在改革和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上作出新的安排。

　　——建設高效、廉潔政府對增強社會信心意義重大。這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有一個重要的特征是政府投資數額巨大。一方面，這些投資要進入社會最需要的環節，確保投資效率取決于一個高效能的政府；另一方面看，從歷史經驗看，如果沒有反腐敗力度加大相配合，大規模的投資往往會給權力尋租和腐敗提供“溫床”。因此，社會信心寄予政府，期待高效、廉潔的政府。

　　——短期與中長期兼顧，關鍵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危機狀態下困難群體呈現增多的態勢，民生問題相對突出。從短期看，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從中長期看，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是擴大消費、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步驟。

文章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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