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高考改革須超越利益集團

這些年來，社會對改革高考制度的呼聲日益增多。2009年高考結束之際，民辦非營利機構“21世紀教育研究院”立即推出其“民間版”高考改革方案：國家建立以統一考試為基礎的多軌道、多樣化的考試，讓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考試，而且像西方學生一樣同時收到多所高校的錄取通知書，自由選擇就讀的學校。(《新京報》6月14日)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教育主管部門就一直在探索高考改革，有些措施的力度還比較大。如今年全國有11個省份進行了新課改高考，采用“高考成績＋學業水平測試＋綜合評價”的錄取標準。這相對于已實行多年的“3加X”考試，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一考定終身”。盡管如此，高考改革并沒有邁出實質性步伐。上述改革的所謂“三位一體”錄取，仍是將原來的高考科目拆分與重組，但集中錄取制并沒有變，學生與高中仍以分數為最高奮斗目標。

據說“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高考改革方案一要“以學生為本”，二要促進教育公平。果真如此，就不僅僅是改革考試和錄取方式，更要緊的是對現行高考制度來一個較徹底的變革，特別是讓高校與學生各自享有更大地自主招生權與學校選擇權。

現在來看，這樣的深入改革不僅牽涉到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理念，更存在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美國學者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說，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而且，它們會變得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們就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如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機器等，尤其是行政和法律，會越來越知道該怎樣操縱，懂得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好的理由。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后，社會也把市場經濟的一套交換方式帶入公共領域，一些掌握資源的權力和公共服務部門，逐漸形成了自身的利益，在一些行業和領域，特殊利益群體也開始形成和發育。

教育領域的特殊利益群體主要有三個，首先是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大到教育方針、政策、規劃、經費和紀律等，小到高考內容、教材、大綱、教師資格、專業設置、各種評比等，都由他們決定；甚至，本應屬于高校和學校內部的事情，教育主管部門也要插手。這里的很多環節，都存在著謀取部門和個人利益的空間。

其次，名牌學校及其教師也是一個重要的利益群體。在目前優質教育資源還很稀缺的情況下，他們能輕而易舉地將此公共資源變為自己的特殊利益。各種各樣的擇校費就是將錢學交易合法化、制度化。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進入“名牌學?！?、享受“優質教育”，成為學生家庭背景和經濟能力的競爭。因此，那些竭力維護“名牌學?！碧厥獾匚?、能便捷享用這一資源的權勢階層和富裕家庭，就是教育領域的第三個利益群體。

這還只是一個大概的分析。教育領域的特殊利益群體，不僅壟斷了教育領域幾乎所有的權力和資源，甚至也掌握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和資源。雖然在這三者間也有一些矛盾和沖突，但在保護自身利益、享受優質教育這一點上，他們的訴求是一致的。要撼動這個利益鏈條，談何容易。

高考改革要向公平和公正的方向邁出實質性步伐，改革者就必須拿出大氣魄，超越利益集團的羈絆，否則，改革就只能在原點踏步。

（文章來源：09年6月17日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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