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辛格的自信與印度模式的底氣

無論是在中國知識界還是社會大眾中間，談及對當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認：對身邊這樣一個文化迥異、制度不同的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們實在了解得太少太少。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是以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為特征的，比較注重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而“印度模式”則是加速服務業和信息產業向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滲透與反向刺激，側重面向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大眾消費能力提升。兩種發展模式孰優孰劣，目前仍無法評判，但“龜兔賽跑”的新寓言開局似乎已呈現在世人面前。

印度總理直言不諱

印度總理辛格3月底在出席倫敦20國峰會之前，接受了《金融時報》的專訪。他比較了中印兩國的經濟前景，認為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更有可能取得長期勝利，相比之下，中國這個迅速增長的大型經濟體則具有潛在脆弱性?！爸袊藫碛心承﹥瀯荩旱珡拈L遠來看，我更看好印度作為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對法治的承諾。我們的體制行動緩慢，但我相信決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時報》評論說，印度主要領導人如此直言不諱地公開發表印度與中國對比孰優孰劣的論斷非常罕見。事實上，辛格總理的這番話也是針對印度國內企業家和國外投資者責難其民主政治體制實際績效的公開回應。因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國投資者都認為：印度政府的決策能力和政策執行能力都明顯低于中國，中國快速發展的基礎設施和迅速果斷的中央決策能力與資源集中與配置能力都讓印度企業家敬畏有加。

我們或許會為印度總理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謙的話而震驚，甚至可能無法接受他對印度經濟前景好于中國的自戀式判斷。然而我們可能無法拒絕印證或反駁這一論斷的欲望，并且可以通過許多已經公布的第三方國際數據，來考察和重新認知這個往往被我們忽略或輕視的鄰國。事實上，無論是在中國知識界還是社會大眾中間，如果談及對當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認：對身邊這樣一個文化迥異、制度不同的發展中人口大國，我們實在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與推進

自1947年獨立到1991年實行經濟改革，印度經濟一直在艱難而緩慢地發展。印度實行的是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點是強調政府對經濟計劃的主導作用，強調通過“進口替代”實現工業化，重視發展國有企業和重工業，限制私有企業，排斥外資。1991年印度爆發國際收支危機，政府財政赤字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5%，外匯儲備僅有10億美元，只夠維持3周的進口支付，當時的拉奧政府被迫實施經濟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為特色的新經濟政策，即放松對私有經濟發展的限制、加快國有經濟改革、由計劃向市場轉變、實施市場經濟發展模式。

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長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又將增速提高到6%。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過去的四年中，印度經濟明顯加速，平均增長率超過8%，使印度成為中國之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又一典范。

近年來，紡織、食品、精密儀器、汽車、軟件制造、航空和空間、金融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發展迅速。2007年，印度工業增長占GDP比重為26.4%。印度信息產業的發展規模比較側重于軟件，軟件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絕大部分比例，信息產業的出口主要依靠軟件業。軟件產業成了印度增長最快、最引人注目的經濟部門，被印度人稱為“旗艦產業”。

2006年印度信息產業的增長率為50%，信息產業的增長在印度GDP增長部分中所占比重達到四分之一。2007年印度信息技術和服務外包收入達到363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長到7%。2008年印度軟件業產值約為850億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產業的產值將接近1030億美元，大約占印度GDP比重的20%。

改革之后，經濟狀況明顯改善，財政赤字逐年下降，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國際收支狀況持續好轉，外匯儲備大大增加，投資環境逐步改善，外商投資逐步增多，國民經濟穩步發展。進入21世紀，印度進一步推行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使其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發展勢頭，實現了有印度特色的經濟增長。

印度的資本市場、法律制度盡管仍存在相當大的缺陷，但卻一直在為本國私營公司的發展創造各種便利條件和寬松的投資環境。近幾年來，印政府不斷深化第二階段經濟改革，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實行包括農產品[0.00 0.00%]在內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銷售自由化，改善投資環境，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赤字。辛格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辯護，他說，正是民主政治制度使印度經濟能夠可持續發展?！白?991年以來，印度經歷了4到5屆政府，但沒有一個政府敢于逆轉我們開啟的改革道路”。

2006年至2007年度，印度經濟實現9.6%的高增長。2007至2008年度為應對通脹，印度政府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經濟增長小幅放緩至8.7%。預計印度經濟在2009至2010財年的增長率大致介于6.5-7.2%之間。

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約為17%，而美國和英國的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27%和37%，巴西的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也達到37%。在印度的稅收總收入中，中央級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1%，邦一級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6%。

知識經濟與比較優勢

2000年，當時的總理瓦杰帕伊提出印度要成為“知識大國”的主張，主旨是把握經濟全球化和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短缺帶來的機遇，使印度未來發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務型知識經濟為主，走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2002年，印度計劃委員會在推出其《十五計劃》的同時，發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報告，闡述了印度發展知識經濟的基本構想，基本體現了瓦杰帕伊的戰略主張。

印度計劃委員會認為，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知識已經替代了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印度政府預測，下一波經濟全球化浪潮將出現在服務業上。在未來的15年中，發達國家的低人口增長率和老齡化趨勢將導致人力資源的大量短缺，這對那些能夠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務的國家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

在知識經濟的服務出口方面，印度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擁有一支龐大的運用英語的科技和專業人員隊伍。印度高等教育發達，每年大學畢業生有約310萬人，到2010年畢業生人數還要增加一倍；勞動力成本低也具有比較優勢。印度從事外包服務的雇員工資只有美國雇員的三分之一甚至十二分之一。在國際軟件外包市場，印度因擁有大量勞動力成本低、高素質的IT人才而被跨國公司看好，成為全球軟件行業大國；印度人口結構呈年輕化趨勢。到2020年，印度15歲至59歲的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35%升至47%。

印度的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比起其他發展戰略，能更有效地為民眾謀求福祉。

私有經濟的促進與中產階級的成長

2007至2008財年，印度GDP總值已經達到1.16萬億美元，并且在2006至2007年度印度已成為全球第12個GDP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的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印度僅在美國、中國之后，居世界第三。但是，如果以人均GDP計算，印度的排名仍相當落后(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居世界第74位，印度居第120位)。

私有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壯大是“印度模式”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印度在獨立之后一直允許私有經濟存在，但對其有嚴格的限制。20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推行了旨在推動私有經濟發展的改革。20世紀90年代，改革得以進一步深化，私有經濟的能量充分釋放，產生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如塔塔集團、比拉集團、維普羅軟件公司、蘭巴克西制藥公司等。目前，印度私有企業的產值已占到GDP的75%，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

私有企業的發展同時催生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過去20多年中，印度中產階級數量增加4倍，僅據2007年的統計，印度就有8000萬個家庭躍升為中產階級家庭。以一家5口計算，印度有中產階級3億人，即便擠去水分，也不少于2.5億。這一階層擁有持續穩定增長的購買力，是消費品市場穩定發展和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的主要推動力。而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卻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基尼系數來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國為0.41，而中國是0.45。

今年3月，印度塔塔公司生產的世界最低價格四門小汽車Nano正式上市，標準版Nano沒有安全氣囊和防抱死剎車系統，但印度政府沒有規定上路車輛必須擁有這兩樣安全設置。1980美元是標準版的價格，如需配置空調、收音機和轉向助力等要額外收費。加上車購稅、公路稅、保險等，買一輛Nano大約需要12萬盧比(2376美元)。另外還有豪華版和華貴版兩款選擇。由于目前產量有限，顧客必須先支付汽車價格95%的訂金。塔塔公司的初衷，是希望能夠提供一種在價格上使大眾可以承受的交通工具，并且引領印度新時代的交通方式。

“龍象之爭” 與“龜兔賽跑”

當然，“印度模式”也有缺憾，印度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相當不平衡。2006年，印度全民識字率為67%，貧困率為27%，全國仍有3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口預期壽命為63歲，出生率23.5%。，死亡率7.5%。，新生嬰兒死亡率為57%。。雖然印度政府在反貧困方面進行了長期而持續的努力，時至今日孟買等大城市仍有相當大范圍的貧民窟存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印度在人均壽命、成人識字率、國民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上綜合排名第128位。

印度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遲緩，不能為數額龐大的農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農村發展落后于中國，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印度社會秩序遠不如中國穩定，教派的沖突不時把印度推向戰爭的邊緣。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是以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為特征的，比較注重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而“印度模式”則是加速服務業和信息產業向傳統工業和農業的滲透與反向刺激，側重面向低收入群體的社會大眾消費能力提升。兩種發展模式孰優孰劣，目前仍無法評判，但“龜兔賽跑”的新寓言開局似乎已呈現在世人面前。

筆者以為，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綢繆要強于事后的追悔或亡羊補牢?！爸袊Ｊ健迸c“印度模式”之爭，將可能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的經典案例，甚至有可能改寫發展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分析框架。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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