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謹防理性成為奢侈品

杭州飆車案余波未平，湖北巴東風云再起。民女鄧玉嬌不堪眾吏暴力脅迫，拔刀相向，致一死一傷。巴東警方隨即以涉嫌故意殺人立案，將鄧玉嬌刑拘。

跟杭州飆車案一樣，巴東事件也引爆了強烈民憤。幾個心懷不軌的小吏對民女的侵犯，已經令人發指。爾后當地警方的處置，更凸顯出民女的深度危情。警方三次公開通報，一次比一次曖昧。小吏將民女“按倒”，最后變成危險度大為降低的“推坐”；民女自衛使用的武器，從勞動工具修腳刀，最后變成主觀攻擊性大為增強且不知來由的“水果刀”；最初指稱小吏脅迫民女提供“特殊服務”，最后變成可做多種理解的“異性洗浴服務”。最初指稱至少四人前往歡場，稍后變成三人，最后變成兩人，其他人等先隱名埋姓，最后干脆神秘脫身。

關鍵案情就這樣不斷修改，似乎回避什么的同時，又似乎在強化什么?？傊薷牡目陀^效果，都是小吏刑責的降低和民女刑責的升級，都是印證當地警方對案件性質的認定，并可能影響最終判決。這仿佛是一次新的圍毆。如果說第一次圍毆要剝奪的是鄧玉嬌的貞潔，那么這新的圍毆可能剝奪的則是真相的貞潔。

這正是民憤強烈的主要原因。一個網民曾做這樣的自白：“其實有時候真的好怕（起哄），不知什么時候做了幫兇……但是誰叫他們起墻呢，把真相也圍上?！逼矫衽c權貴的沖突，本來屬于不對等沖突；平民惟賴真相的揭示，才能分清是非，才能得到公正。但在贏者通吃的社會背景下，有些人總能借助堂皇冠冕，最大限度地調用各種公共資源，恣意切割真相。無真相即無是非，公正亦無從說起。在跟權貴的沖突中遭遇真相黑洞，就構成了無數平民的夢魘。

也就因此導致了民意的焦躁和輿論的偏激，這在杭州飆車案中頗見端倪。后來被證實，飆車少年的家庭并非那么富有，飆車少年的朋友現場談笑，其主角也并非當地某部門主官之子。但為什么輿論的亂箭會那么快飛向當地權貴甚至具體指向某部門主官？這無疑跟事發初當地媒體一度集體噤聲有直接聯系。公共事件中的媒體噤聲，往往不免要激活公眾的想象力，放大公眾對于真相黑洞的恐懼，從而調動輿論的激情。

杭州飆車案中民意的排山倒海，其源蓋出于此。而這種排山倒海，在鄧玉嬌事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沒有第三方聲音的情況下，在外力無從介入、無從監督的情況下，案情無論怎么修改，都無改其單極信息性質，無改其自說自話性質，因而都不能取信于民。反而只會不斷推高輿論，使自己愈來愈置于風口浪尖，升級自己的政治風險。

這是經典的包圍與反包圍。起墻者原本只想把真相圍住，沒有愿意把自己也圍進去的。孰料此舉卻往往更激怒公眾，導致公眾對起墻者更大規模的圍毆。而只要是圍毆，總不乏暴力，不單杭州飆車案如此，其實歷次輿論事件，民意跟話語暴力都不免如影隨形。不問是非，只看誰是弱者，弱者即正義，誰弱勢就站誰一邊，并且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猜度對立面，這幾已成為歷次輿論事件的普遍現象。

這當然是不理性的，但這不是沒有來由。公眾不是不想問是非，不是不要理性，而是因為遭遇真相黑洞，沒辦法判斷是非。而這種情況，往往是對弱者最緊急的情況。為避免最壞結果，公眾寧可只要站隊，只要立場。而從河南王帥案，到內蒙古吳保全案；從貴州羅彩霞案，到杭州飆車案，遇事先站到弱者一邊，弱者即正義的原則似乎屢試不爽，更強化了非理性選擇的自信。復雜的社會沖突就往往被簡化成非此即彼的二元沖突，社會沖突的多種可能性、多種解決方案、多種回旋空間就往往都被否決。這對整個社會來說顯然是極其危險的偏向。

民意需要理性，非理性的民意即便正確1000次，也不能證明它一定就會正確第1001次。而只要有一次出錯，就是整個社會的災難，這其中，沒有誰會是贏家。但民意走向理性卻并不是無條件的。在弱者隨時可能被真相黑洞吞噬的情況下，理性如果徒托空言，如果于事無補，也就不能指望公眾相信理性，依靠理性。只有當公眾通過自己的日常生活切身體驗到理性確實有力量，確實起作用，確實不是奢侈品，那時理性才會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

就此而言，不妨說，給真相一個出路，即等于給理性一個出路。這一切，且從當下做起，即從鄧玉嬌事件做起。

（文章來源：09年5月21日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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