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要保護被隔離者的權益

濟南確診中國內地第二例甲型H 1N 1病例，與成都的首宗病例一樣，屬于輸入型。

與成都病例不一樣的，是濟南病例有更多的“未明接觸”。成都病例從美國入境后，乘飛機進入四川，沿線與之有接觸者多可查得，但仍有16人未找到。濟南病例從加拿大入境后，有住宿，有活動，乘坐火車，與之有接觸者難以查明。

疫病是典型的全球問題。全球化時代，國門成為疫病的防火墻已越來越難?，F在，中國的兩個輸入型病例暫未引發流行趨勢，但人們安全感的變化不可避免，相關防疫措施的再度加強也勢所必至。公共場所是否會采取SARS流行時普遍設立檢測點的做法，會視乎疫情變化而定，與染疫者接觸過的人被隔離觀察則是基本措施。

還在甲型H1N1被稱為“豬流感”的時候，我已有過文章，認為疫病作為一個全球問題可能對世界造成怎樣的沖擊，例如可能帶來的外交糾紛、人民的國際交流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疑懼等等。這些情況是否發生，取決于疫病發生的程度。

疫病也可能沖擊許多觀念，例如它可能形成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某種緊張關系。毫無疑問，近代以來的世界，發展了以個人為基礎的權利觀念，每個人都擁有獨立而且全面的權利，許多權利被視為天賦而不可剝奪。而疫病的嚴重性，可能需要個人權利的暫時收縮，例如隔離觀察，這是一種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意在消除疫情蔓延的危險。

疫病隔離既是一種醫學措施，也是一種社會措施、法律措施。從醫學上講，對一種危險的疫情，隔離是控制疫情的當然之選。從社會角度看，隔離是基于社會和多數人的權利。從疫病隔離的強制性來說，被隔離者處于服從狀態，自由行動暫時地受到一定限制。

作為醫學措施與作為社會措施的隔離并不一樣，例如，作為醫學措施，隔離是無條件的，但作為社會措施，隔離的形成依賴于被隔離者處于少數，如果多數人染疫，那么隔離無法實現，未染疫者只能自我遠避，所以隔離可以說是多數人對于少數人所采取的一種社會措施。在法律上更是這樣，隔離無法在一個多數人染疫的狀態下執行。但是，多數人染疫，社會后果簡直不可想象，人類理性不允許坐視這種局面出現。

疫情的出現，必然使社會產生嚴格并且堅決執行隔離措施的愿望。但我想被隔離者的權利是值得關注的。隔離針對的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損害，而是損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被隔離者可能帶有病毒。一個人是否帶有病毒，我們無法立即辨別，這是技術上的問題。社會因為技術上的欠缺，沒有能力為某人立即驗明染疫狀態，使得他需要被隔離起來，目的是基于社會希望更大程度上離開染病的危險。隔離施于被隔離者，本質上是少數人為多數人的安全付出的代價。

從隔離的實施來說，應該考慮到被隔離者的安全。處在隔離狀態中的人，未必就染有疫病，他們被隔離，社會變得安全，但他們被隔離，是否增加了他們染疫的風險？例如，一群被隔離者中，可能都未染疫，也可能有人染疫，那么隔離就會增加疫病在被隔離者之間傳染的可能性。因此，隔離似乎有必要考慮采取單獨隔離的方式。

無論是集中隔離，還是單獨隔離，都會帶來被隔離者心理上的不安。這種不安，不僅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務，這些事務要被打亂，還來自染疫的可能，來自社會環境的失去，來自人從自主行為者變成一個醫學乃至社會學上的“觀察對象”。

思考疫病控制與個人權利之間存在的沖突，使人感到疫病話題的沉重。疫病威脅人類，不只是生命和健康，還有人類關于世界、秩序、個人、社會、價值等問題的答案?？刂埔卟〉拇胧?，需要在進退尺度上、行動力度上保持好分寸

（ 文章來源 ： 09年 5月14日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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