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嚴厲法治應比證券法庭管用

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11日在政協分組討論會上建議，為了提高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審判水平，應建立專門的證券法庭。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證監局局長侯外林也提交了設立金融專門法院的提案。

從證券市場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以及這一市場存在的信息非對稱性，容易導致市場主體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及其他機會主義行為來看，的確需要加大對證券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和提高審判水平。但綜合兩位委員的看法，筆者認為還不足以設立專門的證券法庭或金融法院。

兩位委員提議設立證券法庭或金融法院的理由主要有三點：一是證券案件涉及的金額往往巨大；二是案情一般比較復雜，存在立案難、取證難和審案難的情況；三是法官的素質或其他原因，導致重罪輕判或有罪判無罪等。

在筆者看來，首先，涉案金額巨大并不構成為其設立專門法庭的必要條件。每一種犯罪行為都有金額特別巨大的案件，證券犯罪行為不過是多一些這樣的案件而已。其次，證券犯罪行為的立案難、取證難和審案難，主要是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辦案人員缺乏金融、證券、經濟、財務會計等相關知識；二是存在地方政府的不當干預。設立專門法庭，或許第一個問題能夠解決，也能夠減少地方政府對司法的干預，但是還要面對來自其他方面的干預。第三，對于法官的素質，任何種類的犯罪案件都存在這個問題，不獨證券類案件才有。

除上述原因外，筆者不贊成專設證券法庭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司法作為社會秩序的最后保障和懲罰犯罪的重要手段，它是最需要講究公平和一視同仁的。換言之，并不因為證券案件難審和證券市場的重要性，從而在價值上就超越其他案件的審判。如果每一類案件都強調自身的特殊性，是不是都要設立專門的法庭或法院？

事實上，證券案件審理過程中存在的上述諸問題，它總體反映的是證券市場的執法環境還不是很理想。對此，我們完全可以采取其他辦法來加以化解，完善證券市場的執法環境，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比如，立法機構可以根據證券市場的發展，及時調整和修改刑法的有關規定，使證券法與刑法在對付證券犯罪問題上很好地協調起來，不斷提高刑事法律體系運行的速度與應變能力。

再如，可以加強信用制度的建設。如果信用系統和信用紀錄技術手段發達，違法紀錄就會讓違法者永久喪失平等締約權，違法的成本就不只是單次違法被懲罰，還包括今后喪失所有公平競爭的權利。對于證券市場相關主體和從業人員來說，這個懲罰往往要比罰款和牢獄之災更嚴厲。

還有，針對證券犯罪的高智商特點，假如監管者僅憑一己之力，確實難以預防，也使得事前監管和事后偵查、審理的難度都很高，但我們完全可以多管齊下，把行業自律、公眾和媒體監督、監管威懾加司法全面跟進結合起來，從嚴量刑，提高威懾力。

嚴厲的法治是證券市場發展的促進機制。不僅僅是違法犯罪，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目前存在的種種問題，都應該要用法治來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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