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巋：故鄉在淪陷？如何拯救？

故鄉淪陷？誰的？

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

這是一句在“谷歌（Google）搜索”中，只需輸入前四個字（“每個人的”），就會自動生成、供搜索者選擇的話。由此可窺，這句話在網絡上的影響力！甚至，細心的網絡讀者會很快發現，不少作者皆以其為同樣的標題，抒寫著故鄉淪陷的不同故事，而根本不在意是否“抄襲”他人標題、掠人之美。

當然，故鄉淪陷的主題，較為著名的議論，并不限于以此為篇名。十年砍柴的《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陳璧生的《我的故鄉在漸漸淪陷》，熊培云的《我的故鄉因何淪陷》，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鄉底層淪陷之重》， 潘采夫的《誰家的故鄉不淪陷》……，都觸及這個看似“雷人”的全稱判斷。

因其全稱判斷的性質，作為生于城市、長于城市的鄉村陌生人的我，一開始是狐疑的。一則，“故鄉”一詞，對于像我這般的土著城市人而言，就等同于我所出生的城市。而我自己的個人經驗，至少并不支持我認同故鄉在淪陷的斷言；二則，中國如此遼闊廣袤，即便是鄉村，難道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之后，地不分南北東西，一概都淪陷了或正在淪陷嗎？

狐疑的我，細細地咀嚼著那些文字，努力在混雜的味道之中，試圖品嘗和鑒別出鄉愁、憂思、迷茫、哀傷、惆悵、憤懣、無語……。漸漸地，在腦海深處，似乎隱約地看到，“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怡然自樂”（摘自《桃花源記》）的最佳鄉村圖景，正電光火石般，飛速地離我遠去。

剎那間，我恍然頓悟，十年砍柴、陳璧生、熊培云、孟波、潘采夫的故鄉淪陷之際，又何嘗不是我這個土著城市人、鄉村陌生人的故鄉淪陷之時？

故鄉淪陷？什么意義上的？

這里的“故鄉”，已經不單純是物質的、具體的、特指的童年生長地，它同時還蘊涵著一種生活樣式：

它是寧靜平和、有張有弛、閑適寫意的，而不是像上足了發條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轉著，今天短暫的停歇，只是為了明天更好地被旋轉；

它是彼此熟悉、溫暖誠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而不是陌生、冷漠、猜忌、孤獨、無助，鄰里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甚至救人反被誣為撞人的，更不是弱肉強食、強盜邏輯、叢林法則的；

它是與天地融和，信守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田，呼吸泥土清香、享受青山綠水之樂的，而不是掠奪資源，用鋼筋水泥筑起工作坊或巢居，在半空中的封閉盒子里走動、勞作、休息和睡覺，為了消費而消費，并不斷地由此釋放垃圾、污水、濃煙、尾氣的。

這種生活樣式或許只能在理想的彼岸，即便在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之中，也只是在《桃花源記》中作為“言辭的仙鄉”而存在。然而，它畢竟是令人悠然神往的，是值得守望的。這種意義上的“故鄉”，它不屬于農民、鄉民所獨有，它屬于所有人包括城市人。城市人在購房時關注綠化，在辦公室里哪怕擺上一株小小的仙人掌，假日時熱情于郊游、農家飯，對美輪美奐的風景攝影（甚至是經過“美容”處理的）贊不絕口、愛不釋手，凡此種種，不都在展示扎根于內心深處的那個“故鄉”嗎？

因是之故，當十年砍柴們在“去國懷鄉、卻感極而悲”地敘說著他們家鄉的變化時：農田干涸、雜草叢生；草原沙化、鼠害肆行；老弱病殘、了無生氣；滿村狗跑、看家護院；寡廉鮮恥、惟利是圖；地痞流氓、魚肉鄉里；嫖賭黃毒、伺機蔓延；官商合謀、掠奪資源；大興土木、盲目開發；……，誰能不為之動容呢？

或許，它們并非中國農村的全貌，或許，它們只是局部地發生著。然而，當這樣的變化越來越多地被記錄下來、發表于網上時，又有誰能像“局外人”似地、漠然地說：自己的“故鄉”還沒有淪陷？這已經不僅僅是農村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的淪陷了，這更是一種溫情的生活樣式、行為準則、倫理道義、生存價值的淪陷了。假如聽任這樣的淪陷繼續下去、擴張下去——或許是危言聳聽，那么，9億農民居住的農村，會以怎樣的態勢包圍城市呢，最終又會給整個民族帶來什么呢？

為什么會淪陷？

故鄉的淪陷，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哪個占卜家，可以從水晶球或者天象之中預測到的。

從近處著眼，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是工業化、城市化不斷深入、城鎮就業機會大幅增長的過程，而城鄉生活的二元格局和收入差距，吸引并造就了一支龐大的、青壯年農民工隊伍（2004年全國人口統計，約有1.66億農村戶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他們無疑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勞動力資源，卻也同時在離土進城的步伐之后，留下了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的“空巢村”。

于是，農田或者荒蕪，或者轉包給他人耕種，農業生產能力下降；家庭不穩定，農村婚外情和因婚外情產生的刑事案件增多；留守老人、婦女、兒童都不同程度地陷于“情感空巢”；老人養老、兒童教育，也都日益成為嚴重問題，尤其是空巢孩子的性格趨于內向、孤僻、任性、冷漠；而由老弱病殘者組成的社會治安力量，更是難以抵御盜賊乃至黑惡勢力的猖獗。

將鏡頭拉得稍遠一些。分田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每家每戶的生產積極性，擺脫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結構之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害，被視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革命第一槍”。不過，這一制度也讓農民局限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體，家庭合作的成本提高，農村公共福祉的供給日顯不足。

家庭經濟和頻繁快速的勞動力輸出，相互勾連，使得原本習慣于集體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逐漸地趨于原子化、陌生化、疏離化、孤獨化。脫離集體的村民，獲得了行動自由的廣闊空間，但也失去了對人的依賴。結果，村里人就像城里人一樣，需要找到在惡劣競爭環境之下，讓其獨自堅強地生存下去的拐杖，那就是對物質、對金錢的依賴?！坝绣X就有一切”的價值觀，更是在消費主義廣告的推波助瀾之下，侵噬了節儉價值觀。

與此同時，鄉村豐富的自然資源，成了工商業經濟、旅游經濟覬覦、褫奪的對象。在GDP政績的刺激之下，基層政府又為這樣的褫奪大開方便之門。轉而依賴物質、金錢的原子化村民，既無奈權力和資本的結盟共謀，也受限于狹隘的眼前利益，不單是聽任對資源的巧取豪奪，有的甚至親自加入其中。而資源遭破壞、遭掠奪的環境惡化后遺癥，即使不是無人關心，也是少有人掛懷的。

再將鏡頭拉得更遠一些。西方的堅船利炮，把現代化的種子，撒向了被視為蒙昧、落后的小農經濟所支撐的中國；這個種子在看似不利的土壤之中，強勢地、不可逆轉地生長。西方式的現代化，一是建構現代民族國家，通過自上而下的層級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實現國家對底層的控制；二是建構原子化的個體，擺脫傳統家庭、作坊、行會等勢力的約束，以表面上自由締約的能力，卷入工業大軍的行列，為工業化提供支撐。仔細回味，當今“故鄉”的淪陷，不也與這樣的現代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如何拯救？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在現代化背景之下，即便可以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弊害進行詬病，我們也不可能冀望于回歸小農經濟，來實現拯救。

對此，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具體化為如下五項目標：“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每項皆由四個字簡約組成的目標，又都具有豐富的內涵，在此不予一一復述。顯然，新農村戰略有著明確針對和指向，對于此處所論拯救淪陷的“故鄉”而言，其意義也不言而喻。

只是，依我個人愚見，盡管新農村戰略強調五項目標相輔相成，但仍然將發展生產作為前提、根本和一切工作的起點。這在實施新農村戰略的地方基層政權那里，又極可能滑向“經濟決定論”的陷阱，以為經濟繁榮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故鄉的淪陷，在相當程度上，就是經濟決定論、就是工業化、商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思維作祟的結果。

其實，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都是新農村的實體性目標，也是淪陷的“故鄉”最終救贖的目標。然而，預計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推行的新農村戰略，更為重要的是其具體實施的過程。如何設定議程，如何利用有限資源優先解決能夠即時解決的問題，如何在發現新問題之后、及時調整資源的配置，如何監督資源的有效利用，是新農村戰略目標能否漸進地、順利地實現的關鍵。

因此，“管理民主”這個新農村的程序性目標，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資源貧瘠、環境惡化、黑惡勢力盛行、權錢勾結等讓農民揪心、傷心、寒心的淪陷現象，雖有多種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體自治為基礎的鄉村治理，乃決定性的因素。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言：“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比绻辉卩l村治理機制的民主化方面堅定決心和信心，那么，生產發展了的肌體，照樣免不了上述丑惡癰疽，照樣免不了“故鄉”的進一步淪陷。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文章來源：作者供稿）

本文刪節版，以“管理民主，救贖故鄉的解藥”為題，發表于《法制日報》200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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