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破除體制障礙，為投資者開道

美國高消費、零儲蓄、高負債的模式追根溯源始于貨幣，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獨一無二的地位有關。美國沒有謹慎對待美元的這種地位，而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濫用。費雪在1991年評論說“所有不可兌換的紙幣幾乎總是成為使用它的那個國家的一個禍根”，頗具遠見地預言了今天的美國。

在美元脫離金本位后，為什么還是被許多國家所持有？因為相比而言，美元還是較好的貨幣，其他貨幣更易被濫發。原本美元是好貨幣，其他國家只要盯住美元，濫發貨幣的幾率就下降了；而在本世紀初前后，特別是蘇聯解體、美國全球獨大之后，美國也開始濫發美元、大幅調低利率。

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兌美元利率維持十年不變，美元濫發的影響就會傳導到中國。一方面，中國通過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而美元價格波動會造成資產損失。另一方面，所有貿易順差進入中國后都變成人民銀行的基礎貨幣向外增發。

結果是資產價格的急速上漲：上證指數在一年半內從1000點猛增到6100多點，然后推動了房價的攀升，再刺激了CPI的高漲，最后迫使政府進行控制。這個鏈條當然還有不少輔助環節，比如大量的出口，低廉的電價、油價，環境污染留在國內等。

現在我們要考慮的是這種增長模式是否還能持續，以及我們是否需要這種模式。根據目前的經驗判斷，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關鍵是因為美國的高負債、零儲蓄的模式不可持續。

通脹和資產價格都是貨幣現象

通脹是一個貨幣現象。首先是本幣低估造成中國出口過熱。正是因為部分人基于名義匯率給出的信息，向著外需的方向投入過量資源，才造成了現在的問題。當名義匯率不反映真實的相對價格時，真實的相對價格會發生變化。大量貿易順差造成基礎貨幣的大幅增發，價格便會上漲，PPI會上升，從而企業成本增加，最后會把匯率校正過來。

其次，1997年、1998年之后國內發行了兩萬億國債，內需被啟動。在內需、外需雙旺的情況下，政府實施了一輪又一輪宏觀調控。宏觀調控不是發生在某個產業領域，而是發生在許多產業領域。這背后有個強大的力量，就是貨幣的力量；而且還不是金屬貨幣的力量，而是紙幣的力量?，F在有很多市場失靈的說法，實際上沒有一個市場可以擺脫政府，因為貨幣只能由政府印發。貨幣一旦出錯，整個市場就會出錯。

資產價格也是一個貨幣現象。在股指縮水后，不但出現了財務危機，對人力資本也造成巨大損害。股票的過山車坐過以后需要療養很長時間，因為賺過快錢之后就會覺得上班好沒有意思，整天考慮的就是股票什么時候能漲回來，而不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和產品質量，最后就變得沒有競爭力。

經濟活動的體制障礙只有針對性強的體制性政策才能掃除

對經濟下行的嚴重困難，我不認為僅靠松貨幣就可以解決問題。貨幣政策在應對可能的通縮方面有作用，該出手就出手。但也要看到，經濟活動的體制障礙只有針對性強的體制性政策才能掃除。在這個意義上，應對當前困難局面，體制性政策要靠前。

首先是取消臨時價格干預政策，繼續推進價格改革。人們總會對相對價格的變化作出反應，問題是價格體系能不能靈活地反映市場的變化。不讓蘭州拉面漲價是可以的，但商家被迫把拉面做細，最后消費者不會受益。要是有人以降低品質來對付物價管制，后果就更嚴重。所以，即使CPI、PPI高企，也沒有搞價格管制的道理?，F在，物價環境松動，更應明令取消一般產品臨時價格干預措施。要讓靈活的相對價格來告訴企業和顧客，引導供求之間的調整。

進一步的價格改革，不但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務，還要推向資源價格、利率和匯率。近年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是名義上的相對價格，卻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了實際的市場相對價格?！肮茏　泵x變量的結果，是誤導產業和企業，延誤經濟調整的時機，到最后還是躲不開市場調整的現實。像匯率機制這樣的問題，不準備重大改革，未來還可能再次釀成大禍。

第二是減稅。這是政府刺激經濟的措施里已經安排了的，問題是力度可能不夠。因為僅把投資活動的增值稅率調低，在企業實際投資額大幅度減少的條件下，減稅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么大。何況偏向投資的增值稅減少，可能有歧視就業和消費的效果。建議把增值稅平頭減去若干百分點，給當下要倒閉的公司一個立竿見影的幫助。

第三是擴大市場準入，繼續推進行政壟斷部門的改革。中國的儲蓄率不低，為什么大量轉為對外債權，同時國內又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原因很多，其中與國內某些高回報投資領域的開放不夠有關。前幾年的“非公經濟36條”，有非禁即準的規定。1998年后，我國在電信、航空、金融、電力等領域有過破除行政壟斷的舉措，這篇文章繼續做下去，可以釋放巨大的能量。

第四是清理近幾年的政策性法規和條例，對產業政策、市場準入、投資、安全、環保、勞動等方面諸多法規條例，作一個系統評估，該堅持的繼續堅持，該放松的趕快放松。再不把那些捆著經濟實體的那些抑制性繩索解開，經濟調整將更加困難。

第五是這幾年為了防過熱，政府一直嚴控“土根”?，F在有必要審時度勢，適度擴大供地。更要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逐步縮小征地范圍的同時，規范地啟動集體非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推動城鄉建設，增加國內投資和建設的機會和總量。

體制性障礙涉及經濟活動的制度成本，對經濟行為影響極大。在貨幣政策已放松、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出臺之際，需要體制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勵人們的創業、投資和工作意愿。否則，修成了路卻沒有人和車在上面跑，不可能刺激經濟增長。

（作者系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來源：09年2月4日    荊楚網-湖北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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