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斌：延遲退休救社保？當心未富先老！

（作者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此前透露：相關部門正在醞釀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有可能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以“小步漸進”的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

是投石問路，試探一下民眾的反應，還是蓄勢待發，讓民眾提前有個心理準備？抑或兩者兼而有之？無法確定。消息一出，就有學者出來說明，延遲退休年齡是“客觀趨勢”，有利于“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創造更多的財富。也有學者反對，認為這既“削減了退休者的福利”，也導致老年人與年輕人競爭工作崗位，“會加劇失業”。

至于正在工作的民眾，因為延遲退休年齡會會直接損害他們的利益，能夠聽得到的他們的聲音，毫不奇怪，以反對的居多。

而在歐亞大陸另一邊，法國國民議會在11月初通過了一項預案，同意法國空勤人員從2010年1月1日起，在自愿基礎上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法航－荷航集團的飛行員反應強烈，不惜以罷工抗爭，11月14日至17日，法航－荷航承運的中遠途航班有一半停飛。要延遲退休年齡，哪怕是“在自愿基礎上”，利益攸關，工作者也不會隨隨便便答應的。

看來，延遲退休年齡，“寰球同此涼熱”。其背后的動機也是類似的：填補社會保障的缺口，這邊廂讓民眾多干上5年10年，給社?；鸲嘧鲆稽c貢獻，那邊廂退休者正等著這些錢出糧呢；而且，讓民眾延遲個5年10年退休，社?；鹨矔僖稽c支付壓力，這可是一來一去呢。

而正在工作的人也不是傻瓜了：本來自己可以早5年10年退休領退休金，現在這5年10年不僅要自己掙錢養活自己，還要給社?；鹱髫暙I，處境變壞了。

中國社會保障建立的時間不長，也就10年左右，這么短的時間社?；鹁兔媾R很大的缺口，以至于需要通過延遲退休年齡來填補，何其速也！這怎么可能？不過如果我們理解社會保障是怎么一回事，并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局限條件，就不會大驚小怪了。

作為福利政策的社會保障，是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的秘密管道。以養老為例，養老金發放表面上遵循是“多繳多得、少繳少得” 的原則，實際上是多繳者補貼少繳者、工作者補貼退休者，這對窮人和老年人是有利的。這里面包含著兩種財富轉移。

第一種財富轉移（財富再分配也），是抽富人的稅來補貼窮人，對個人的產出意圖不利。第二種財富轉移（有一部分是財富再分配），是抽工作者的稅來補貼退休者、抽下一代（并不限于直接下一代）的稅來補貼上一代。第一批退休者領到的養老金，單單靠他們當年繳納費用的現值是不夠的，怎么辦？動用還在工作的人繳納費用本息的一部分就可以了，反正這些人到退休還有時日；等到這些人將來退休了，再動用將來工作的人繳納費用的本息就可以了。這樣似乎可以無限挪用下去。

在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之下，個人可以通過生育子女來養老，年老之后工作的子女給的養老金可以看作生育子女投資行為的回報。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愛，給父母多少養老金，子女有話事權，這能充分顧及子女的承受力。而在社會保障之下，事實上仍需要子女一代給父母一代養老，但給父母一代多少養老金，話事權由子女轉為政府，這就給代際財富再分配（代際財富轉移中超出了父母一代生育子女的回報部分）打開了方便之門，本來子女一代用于自己消費的資源也被政府抽稅，轉移給父母一代。

西方國家是在大蕭條后特別是二戰后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的，那時各國的總和生育率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工作的人相對多、養老的人相對少，代際財富再分配（代際剝削也）才能讓工作的后代不覺得很痛苦。

不過，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持久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造成生育率低迷的因素很多，一個常被忽視的重要因素不是別的，恰恰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政府強制性的養老投資，有對包括生育子女在內的其它個人養老投資需求的強大“擠占效應”（Crowding Out）。

中國的問題更棘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一開始實行社保時中國的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為中國1980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Birth Control），其實當時也沒有充分理由搞：1979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2.75，僅為略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管制搞了20年后，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22，其中上海只有0.68。在中國，生育管制加上社保對生育的“擠占效應”，對生育率的打擊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腳”。

生育率持續低迷，導致人口日益老齡化，工作的人相對變少，養老的人相對的多，意味著交社保稅的人相對變少、領養老金的人相對變多；經濟增長可能會幫上一點忙，但不多，因為退休者的生活水準常常是與經濟增長掛鉤的，“僧多粥少”的局面必然導致社?；鸬娜笨?。

這種情況下，政府通常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削減退休者的養老金，但老人家上街可不是鬧著玩的，政府會很頭疼；二，對工作者抽更高的稅（不管是否以社保稅的名目，都是一樣的），進一步搞代際財富再分配，但工作的人也會上街。延遲退休年齡等于是既對工作的人抽更高的稅，又削減了工作的人將來領的退休金，一舉兩得，但對現在退休者沒有影響，所以上街的仍會是工作的人。

特別提請注意：計劃生育對社會保障的沖擊，并不僅限于低生育率一項。生育管制有高昂的社會成本，正如任何價格管制會造成租值消散（The Dissipation of Rent）一樣：一，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計生從業人員，由納稅人出糧，而他們本來是可以產出對社會有價值的物品的；二，個人生育子女的邊際收入高于邊際成本，說明有一部分租值消散掉了，本來會出生現在沒有出生的人口（及其他們的后代）本來也會創造的財富，現在沒有了；三，張五常1985年撰寫的《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講到，血濃于水的親情、“家庭公司”可以降低制度費用，計劃生育導致的沒有兄弟姐妹的社會比赫胥黎《Brave New World》中的景象還要可怕。這些因素對中國長遠的經濟表現會有諸多負面影響，而社會保障的維系是有賴于經濟表現的，所以計劃生育對社保有更深層面的沖擊。

簡而言之，中國的社會保障受到（1）其本身作為福利政策的“代際剝削”問題及（2）計劃生育人口政策所帶來效果（在計劃生育的局限下，工作者遭受的“代際剝削”會越來越重）的“內外交攻”，一點兒也不像它承諾的那樣美好。

目前，在多次提高繳付比例之后，中國社保稅的水平已經不低。以上海為例，2007年度，繳費基數是1478至7392元，養老保險個人繳納8%，單位22%；醫療保險個人繳納2%，單位12%；失業保險個人繳納1%，單位2%；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單位均繳納0.5%。單位的繳付比例達到繳費基數的37%（加上住房公積金為44%），個人為11%（加上住房公積金為18%）。以此觀之，新勞動合同法實行以來企業大量倒閉的原因很簡單：政府把如此沉重的社保負擔加到企業身上，企業扛不住、只好關門。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想用延遲退休年齡來盡可能延遲社?；鹂赡苊媾R的支付危機是不難理解的，中外政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中國社保的這一切來得似乎太快了些，反映了在中國計劃生育的局限條件之下，中國社保面臨的問題更嚴峻：中國很可能“未富先老”，比西方社會現在所處的“既富且老”更可怕。而延遲退休年齡的手段是可以用盡的，延遲到65歲以后，將來難道還能延遲到75歲嗎？

有一些可取的選項，能給社保解壓：一，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二，社會保障個人有不參加、參加后可退出的權利，至少也要有讓個人繳納的社保稅參加由私營金融機構經營的養老基金的自由；三，取消新勞動合同法，讓公司與個人能夠自由選擇合約安排；四，對于現行社保的缺口，用國企的資產或紅利來填補。

麻煩的是利益集團的干預。例如早在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國的生育率已經是超低的1.22，沒有任何再實行計劃生育的理由，但中國計生委把這個數字修正為1.8，而且這個數字8年來沒有任何變化，因為計生委認為1.8是自己能夠存在的底線。問題是，1.8的生育率，意味著每個婦女的超生生育率達到0.58，這個數字過于離奇。

利益集團的干預是制度費用，小到中國社保的前途，大到中國的前途，都取決于能否及如何降低該種制度費用。我希望中國的The Change We Need要來，而且要來得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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