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奧巴馬 不僅僅是“向左走”

如同許多人事前所預期，奧巴馬勝了。

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迅速擴散為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在這個動蕩的時刻的美國總統選舉，不僅美國民眾高度關注，希望新當選的總統成為如同好萊塢大片中的“危機終結者”，全球也同樣高度關注，關注這個次貸危機的制造國，將選出一位何種風格和政策傾向的總統。

奧巴馬的當選，已經引發了廣泛的評論，例如美國選民希望改變的期望、個人的政治魅力等等，但是，在當前的金融動蕩環境下，更具有深刻影響的，是巨大的主導性的經濟政策傾向和經濟思潮的悄然轉變；正是前一階段應對金融風暴、以及對次貸危機的反思中，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主導性的經濟思潮，開始轉向對奧巴馬有利的“向左走”。

這不由使得讓我們想起凱恩斯的那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經濟學家的思想，不論其對錯，都比一般人想像的要有力得多。實際上這個世界就是被這些思想統治著的。講求實際的人們以為自己能與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響絕緣，卻到頭來只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而已?！?

僅僅從上個時機以來，主導性的經濟思潮的轉變，就已經輪番變換了多次。二十實際40-70年代，蘇聯中央計劃經濟如日中天，引發了全球對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的關注；而70年代末發端于美國和英國的里根革命和撒切爾改革，則宣告了自由市場學派占據上風；1991年蘇聯的垮臺，可以說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1997年亞洲式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顯現出自由市場體制的缺陷，而2007年以來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的金融海嘯，則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反思，格林斯潘在反思次貸危機時也承認自己錯在“過分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

正是在這個大的全球經濟背景下，在對自由市場思潮的反思與批判的氛圍中，奧巴馬及其代表的經濟政策，順應了這種大的環境與趨勢，向左走的奧巴馬，走在了大多數美國選民在目前的市場氛圍下認可的經濟政策方向上。

因此，從經濟政策的角度，我更愿意將奧巴馬的當選視為全球范圍內主流經濟政策傾向的轉變。在兩個美國總統候選人競爭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兩種經濟思潮的爭論。在麥凱恩的背后的支持者中，有1986年、1992年、1995年、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貝克爾、盧卡斯、蒙代爾、史密夫；而在奧巴馬的支持者中，同樣有1987年、2000年、2001年、200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麥克法登、菲爾普斯、斯提格尼茲等。

如果把奧巴馬的當選及其可能采用的經濟政策放到整個經濟思潮的大背景下考察的話，可以發現，并不能簡單認定奧巴馬的經濟政策一定就是全面向左轉，在支持奧巴馬的學者當中，支持市場經濟、推動全球化依然還是基本的共識，只是在面對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方面，奧巴馬及其代表的“向左轉”的傾向可能會更為關注、更為主動和積極。

一、從美國乃至全球的政策思潮主導變化看，經濟大幅調整的時期，往往也是向左轉的思潮容易活躍的時期，這一次也不例外

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史上，“互惠主義”一直是扎根于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傳統思想的基石。盡管不同黨派的上臺會貿易政策主張的差異甚至相悖，但是互惠主義的思想一直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主旋律，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無論是采用保護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實質都是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

1929-1933年大蕭條期的美國政府為了盡快借助對外貿易復蘇經濟，于1934年正式頒布了《互惠貿易協定法》，從而確立了互惠主義的基調。它標志著自由貿易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也是美國走向多邊貿易體制的起點。在此期間，美國曾四次陷入經濟危機，但都成功通過政府干預進行了有效緩解，且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始終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1974年經濟危機為轉折點，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的困境，政府干預失靈。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對外貿易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戰后初期的貿易自由化趨勢轉變為貿易保護主義，在關稅水平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不斷強化種種非關稅壁壘措施，作為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手段，以限制別國的商品進口，即管理貿易政策和措施。如果說戰后初期的美國還有所“偽裝”的話，那么70年代后美國 “自由貿易”的面紗則立即被揭去。美國逐漸從多邊自由貿易政策轉變為多軌并進的自由貿易政策，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廣泛推行單邊的貿易保護主義、雙邊的貿易開放協定和區域性的自由貿易組織，同時也不放棄建立和維護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美國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的一系列貿易法案就是單邊保護主義的例證，特別是美國的“301 條款”、“201 條款”以及反傾銷反補貼制度的活用。這一時期，美國實行的看似公平貿易政策，實質上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其核心是要求各國相互開放市場，目的是平衡本已嚴重失衡的美國國際收支賬戶。

20世紀末，為了重振在90年代遭遇兩次危機的美國經濟，美國重新調整了其對外貿易策略。由于不愿退回到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美國政府滑向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目的是加強美國企業的對外競爭力和通過擴大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重心是擴大出口，主要表現為政府在堅持自由貿易主義的立場同時，實行干預主義的出口鼓勵政策，以幫助本國企業擴大出口、爭奪市場份額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

回顧歷史，美國的貿易政策，經歷了自由貿易——貿易保護——堅持自由貿易立場的這樣一個過程，但核心是維護美國的利益，選擇最與己有利的貿易政策。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繁榮時期的美國貿易自由唱主角，而一旦經濟陷入不景氣，貿易保護主義都迫不及待地走到臺前，展現出其猙獰的面目。本次美國大選又正好處在一個特殊的時期——美國經濟面臨著自1933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金融海嘯、經濟衰退、失業飚升。以失業率為例，最新的數據顯示，今年九月份美國的失業率為今年9月的6.1%，雖然這一數字小于1982年失業率峰值時的10.8%，但已遠遠超過2007年3月次貸危機爆發時的4.4%。因此，奧巴馬的向左轉政策，迎合了這種大的趨勢變動。

二、“笨蛋，問題還是經濟！”

1992 年，克林頓以“笨蛋，問題是經濟”，贏得了與老布什的競選，這個標語直指暗示當時在老布什領導下美國經濟陷于嚴重衰退，因此他應當下臺。反觀當前的美國狀況，決定此次競選的關鍵，依然還是可以用上這一句：“笨蛋，問題還是經濟！”

縱觀美國政黨的經濟政策，共和黨一直遵循社會民主主義，民主黨則沿襲了保守主義的思想。兩黨政策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主張市場經濟制度，區別在于前者主張經濟自由放任主義，政府盡量少干預經濟，將政策重點放在促進機會的均等；后者主張政府對經濟實行某種程度的干預，將政策的重點放在促進結果的均衡，在對待富人和窮人的問題上多少有點“劫富濟貧”的意思。在對外貿易的政策方面，共和黨主張自由貿易，而民主黨則是公平貿易（或者說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忠實陣營。雖然隨著1934年“互惠貿易法”和之后關貿總協定(GATT)的通過，使民主、共和兩黨在對待自由貿易的問題上態度日漸趨同，但是1994年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烏拉圭回合又使兩黨在對外貿易的政策方面分道揚鑣。

然而，在對華貿易態度上，兩個政黨的趨同大于分歧。因為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的焦頭爛額，這一次的競選可以說是涉及到中國問題較少的一次。共和黨在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上一改其自由主張，布什政府上臺后在對外推行自由貿易的外衣下，采取了不少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極力保護美國市場，來維護其政治和經濟利益，2004-2005年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就是美國實行單邊貿易保護的典型表現。這背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困擾美國的雙赤字和國內制造業工人的就業問題，

當前，美國一些主流媒體上日益出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聲音，即主張重塑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支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另外，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開始檢討美國過去新自由主義經濟犯下的錯誤，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又重新走進眾人的視線。這也為美國重新回到貿易保護主義奠定了基調。

三、中美經濟關系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共同應對全球金融海嘯的共同戰略利益，使得此前美國總統當選初期可能出現的磨合時期會大大縮短，中美雙方都應當從新的全球化環境下把握兩國的戰略關系

中國和美國分別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方面具有越來越多的共同戰略利益，當前全球經濟所出現的調整，可以說是全球經濟從劇烈的失衡重新尋找新的平衡點的過程，在這種動蕩的尋找平衡點的過程中，中國和美國都深深涉及其中，只有保持良好的戰略合作，才真正從長期內有利于雙方的戰略利益。改革開放以來，中美兩國相互的了解已經大大增強，因此，可以預計，以前每次美國總統當選初期可能出現的磨合時期可能會大大縮短。

中國經濟當前也處于次貸危機沖擊與內部經濟周期回落的調整時期，但是從全球范圍看，依然保持了十分良好的增長態勢。從短期來看，在中美雙方的磨合階段，中國的外貿部門可能會面臨新的挑戰。奧巴馬所倡導的“公平的國際貿易”，更多帶有貿易保護色彩。在對華貿易關系問題上，奧巴馬把中國看作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并且認為眼下兩國的貿易關系嚴重失衡。奧巴馬認為中國政府必須讓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必須增加進口，必須更加嚴厲打擊對美國知識產權的侵犯，并傾向于利用WTO法規和美國國內法律對中國施壓。他多次表態，聲稱將會更加積極地監測中國入世協定的執行情況。2007年8月，奧巴馬曾在美國勞聯-產聯舉辦的一個論壇上說，“中國是競爭對手，但是它不一定非友即敵。不過，我們必須清楚，他們會為自己的好處與我們頑強談判，我們也必須開誠布公地告訴他們我們必須保障美國工人的利益。這就意味著執行貿易協定；這就意味著如果他們操縱匯率我們就必須跟他們斗爭；這就意味我們不能陷入赤字大坑而讓中國來解救我們?！?008年10月29日奧巴馬給美國紡織組織全國委員會主席卡斯?約翰遜寫信承諾，一旦當選，他會對通過各種外交渠道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人民幣升值，并改變中國的外匯政策，使中國減少出口，增加國內消費。雖然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古爾斯比解釋，奧巴馬在競選過程中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立場更多體現的是其政治策略而不是政策主張，但其背后實際上也體現了美國現有的一些利益團體的政策意圖，對此應當有充分的預計和政策的充分溝通。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深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不少經受次按危機沖擊的國家對于中國經濟寄予厚望；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傳導和影響渠道的多樣化，也使得中國必須要及早把握次按危機的發展演變脈絡，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態度，量力而行，參與全球應對次按危機和全球金融體系的完善工作，在應對次貸危機中，增強中美的互信和合作，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在新的全球化環境下更好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梢灶A計，經過次貸危機之后，全球范圍內為了應對次貸危機的“國家資本主義”會抬頭，各個國家會涌現出較大規模的國有化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金融機構的監管會大大強化，在有的領域甚至可能會走向過渡監管；個人和企業獲得資金的能力或渠道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貨幣寬松程度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變化；企業會選擇更加穩健的投資方式。順應這個趨勢，中國可以與美國一道，共同提出并推動應對次貸危機的方案，例如，在參與全球次貸危機應對中積極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以贏得更大國際金融話語權為原則，在現有的國際金融格局下適當參與全球金融救援行動， 基于當前中國的經濟金融實力，在參與國際救援時，應當主要依托現有的國際金融框架，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國家貸款等形式，同時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購買美元及其相關金融資產時，可以要求更高的權利保證和更為優惠的價格；重點放在對可能出現支付危機的發展中國家的救援，輔之以相應的國家資源戰略和產業整合戰略； 可以利用當前全球關注國際金融監管的有利氛圍，呼吁發起設立對次按證券的清算機構，呼吁擬定對場外衍生市場以及對沖基金的監管國際準則。中國作為最大的外匯儲備持有國，在歐美等通過大幅貨幣發行來應對次貸危機時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而主要儲備貨幣的過度發行也是導致次貸危機的關鍵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的穩定機制和貨幣發行限制機制，防止這些儲備貨幣國家利用其儲備貨幣地位濫發貨幣。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王雅嫻，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研究生）

（文章來源：08年11月5日   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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