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英：中國農村發展的奇跡與挑戰

農業進步，農村發展，是中國整體進步的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如同中國改革的成績讓世界震驚一樣，中國農業和農村的變化也讓我們驚嘆。但一本經不能念到底，現在我們面臨新挑戰。

如何認識中國農村發展的奇跡？

30年的改革開放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還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的確是一個奇跡。發展的奇跡也表現于農業，但如果細致分析，農業發展的奇跡實際上有前后兩個階段。

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獲得了很快發展，其中有幾年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這個時期的土地投入、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是增長的，相應地農業產出也在增長。產出增長比要素增長快，就是“奇跡”。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農業領域資本投入在增長，但勞動投入和土地投入實際在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現凈減少；2000年以后，農村勞動力也在穩定減少，減少的速率大約在1.6%，但這個時期的農業GDP卻在穩定增長，1996年之后農業GDP平均增長約8%.這種變化也是一個奇跡，且比第一個奇跡更重要，因為這個奇跡是在兩種要素投入減少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們還可以估計農民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我用不充分的資料做了一個估算，1996年以后，資本農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左右，低于農業GDP的增長率。這就說，第二個奇跡不能用資本的增長得到完全解釋。

為什么會發生第二個奇跡？一可以歸結為技術進步，二可以歸結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這兩個因素可以進一步歸結為市場化改革的進步，因為農業技術和農產品流通服務的市場化提高了效率，促進了分工。中國農業戰線上活躍著人數達上千萬的農業技術和流通服務大軍，這是中國農業保持活力的關鍵所在。

當然，改革決策者自己并不直接創造財富。財富的直接創造者是科研、生產與服務第一線管理者和勞動者。有袁隆平那樣的農業科技人員可能每天工作十幾小時，殫精竭慮于自己的事業；有進城務工農民辛苦勞作，他們卑微的愿望不過是要求按時發放工資。還有田間勞動的農民，他們盡管也計較種地的得失，但只要春天下種，他們會不遺余力謀求秋天的收獲。一位川西地震災區的農民，地震發生的第二天不是找政府要救濟，也不是收拾自家倒塌的房屋，而是上山給果樹整理枝葉。這是災區干部給我講的故事。

但是，在社會發展中只看到勞動的作用，是一種樸素的浪漫主義。過去，還是那些勞動者，為什么經濟發展總陷于停滯？歸根結底還是制度問題。制度就像一架機車的技術平臺，通過改革使這個平臺能夠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機車動力，使機車保持前沖的活力。

“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還能撐多久？

“人口紅利”近年已經成為經濟學家解釋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關鍵詞”。其實，這也是理解中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關鍵詞”。

中國經濟發展得益于廉價勞動力，而廉價勞動力來自中國農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曾經長期保持不變，只是近幾年才開始上漲。這種情況導致了中國工商業資本能夠以低成本擴張，并向世界大量輸出廉價商品。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農民工的主體是男性青壯年勞動力，而留在農村的婦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計“工資”從事農業生產，并通過精耕細作來部分替代農業資本投入，節約了資本投入，產生了廉價的農產品。農業的低投入、農產品的低價格壓縮了農業的GDP，實際上低估了農業的增長。所以，總體上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沒有伴隨高通貨膨脹，得益于農業生產的低成本?！叭丝诩t利”實際上是農民的“負收益”。

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似乎忘記了還有另一個“紅利”，即“土地紅利”。上世紀農業合作化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是無償取得的。改革開放以后逐步開始對農民實行征地補償，但補償費用一直很少，到目前為止也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而取走農民土地的總價值遠遠大于這個數。我用國民收入分配的方法估算，取走農民的土地的總價值應該在20萬億元之上。

“土地紅利”同樣是中國經濟低成本擴張的重要因素。土地要素所有者本應得到的收入轉化成了其他經濟利益集團的收入或再投資的資本，經濟增長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農民向中國經濟貢獻了“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為什么中國農業仍在發展，中國農民的收入仍在提高？其魔力在哪里？答案還是改革開放。只要有市場，哪怕是一個扭曲的市場，也比沒有市場強。農民被放活了，他貢獻了勞動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過去強，哪怕別人的收入增長更強，農民自己也會有所行動。中國農村的進步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成長，其奧秘正在這里。

今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還能保持下去么？這似乎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紅利”在遞減。

進城務工農民的工資在上升，表明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所說的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機制已經不復存在。按每一家農戶保持一個勞動力在家里的要求，許多省已經沒有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如果要把留守農家的勞動力再吸引出來一部分，例如，農業勞動力不是3.1億，而是1億，那就要進城務工的一部分農民轉變為市民，且他們的工資水平足以讓一家人在城市開銷。所以，“人口紅利”逐漸變小并趨于消失是毫無疑問的。這個期限估計在30年左右。

“土地紅利”也在減少。城市擴張要占地，但占的不是灘涂，不是戈壁、沙漠，而主要是城市周邊的耕地。村莊整治總共釋放出1億畝地問題不大，按照比較理想城市擴張的容積率，可以滿足新增6億人的居住需要。但是，現在城鎮擴張并沒有認真去規劃，政府喜歡搞大廣場、寬馬路，要建“水上明珠”、“湖中城”，土地耗費很厲害，所以，1億畝地實際估計能容納3億—4億人?？傊?，未來土地資源會越來越緊張，征地會越來越困難，“土地紅利”也會越來越小。釋放1億畝地是伴隨人口勞動力轉移實現的，所以也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

30年不可怕。過去改革開放30年，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做比較，中國已經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按人均GDP做標準）了；再過30年，我們就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了。當然，這是樂觀的估計。

農村發展面臨什么挑戰？

再過30年，如果一切盡如人意，中國的發展又將上一個新臺階，中國農業和農村會有一個完全嶄新的面貌。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解決下面的問題。

第一，農業經營規模水平要提升，種糧農戶的平均耕作面積應該在50畝左右。如果這個目標達不到，新農村建設是空談。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種糧農戶不到3000萬戶，其余農戶都轉移到畜牧業、林業等大農業內部可能性很小，大部分只能轉到非農領域。怎么個轉法？現在一些地方熱衷引入大資本搞“股份制”農場，這種滲入政府行為的方式是不是轉移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好路徑？什么樣的土地制度既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又能穩妥地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

第二，農業生產走向規模經營以后，農民的行為也會隨之逐步變化，并產生新的糧食生產函數。不用過于擔心中國的糧食安全，要考慮的是我們要以多大的代價獲得中國人所需要的糧食。中國保持1萬億斤糧食產量，超過了口糧需要，而維持這樣一個總產量依靠的是大量的水資源和能源，并對環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要不要用財政資金來補貼肉類、奶類、油料和糖料的生產？換句話說，要不要用國家財力來維持糧食以外的其他農產品的低價？價格政策如何讓糧食價格大體反映糧食生產的完全成本？

第三，伴隨大批農戶轉變為城市居民，一大批村莊將走向衰落，村莊提供公共品的功能將顯著降低。在這個背景下，以村莊經濟建設為重心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不是要改變思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務工掙錢，在農村蓋房安家，會產生多大的資源浪費？村級社區衰落以后，村民自治和民主選舉是否要推進到更高的層次？

第四，中國終將轉變為一個城市化社會，伴隨這種轉變，社會治理方式將發生轉變。城市社會較鄉村社會會產生更高的對民主政治的需求，而深化民主政治改革或大或小會帶來社會穩定風險。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方式究竟是什么？如何選擇一條比較穩妥的深化民主政治改革的道路？具體說，如何處理城市社會的勞資關系問題？如何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如何調節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實行積極的城市化政策：期待地方政府的大膽創新

迎接挑戰的當然首先是中央政府。本屆政府提倡以人為本，主張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經濟發展全局。這是一個好的政治觀念基礎?？茖W發展觀在操作方法上被具體化為“五個統籌”。然而，“統籌”的方法要具體把握好并不容易。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政策尚有不明朗的地方：是不是想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9億戶籍農民中的大部分繼續安置在農村，讓他們在農村達到和城市居民相近的生活水平？在我看來，這是不可能的。要想解決農村問題，必須采取更積極、更系統的城鎮化政策。在這個基本政策目標確立之后，其他次一級政策才能協同發生效力。中央講“以城帶鄉”是對的，為此要讓城市經濟穩步擴張，否則它就帶不動鄉村。

這幾年，我一直在提議實行更明確、更積極的城市化政策。這個政策的要點應該是：第一，要通過發展城市經濟、調整勞資關系等措施，擴大城市吸收就業的能力，讓農村勞動力不僅在城市務工，還要讓他們逐步在城市定居。第二，國家在農村的投入的相當一部分應放在促進農村人口轉移方面，有計劃有步驟地收縮農村居民點的數量和村莊規模，讓農村逐步成為專業農民的定居點。第三，調整區域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促進一批小城市發展，特別是在縣以下發展一批縣轄小城市。第四，通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進一步強化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創造一種節約建設用地、促進耕地自由流轉的市場化的機制。

在過去30年里，我國經濟發展得益于城市的擴張，其中，地方政府功不可沒。地方政府之間實際存在的競爭，是中國經濟發展乃至政治發展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今后，地方政府在推動城市發展的過程中的創新仍值得我們期待。在中央的規范性政策不是太有力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促進城市擴張中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例如重視圈地、輕視集約利用土地，重視產業擴張、輕視就業質量，重視轄區大城市擴張，輕視小城市發展等。我們希望地方政府通過自律和創新能主動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更希望中央政府本著積極的態度創造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環境。

地方政府在推動城市發展中的熱情我們不必懷疑，也不必過于指手畫腳。但如果按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我們還是有話要說。從對以往實踐的觀察看，以下幾點的確應該提請地方政府格外注意。

第一，要真正保護耕地、節約建設用地。東部某省的小城鎮建成區總面積2850平方公里，鎮區總人口近1200萬。這就是說，小城鎮每平方公里目前容納人口不到5000人。能不能走集約利用土地的道路，把容積率提高到每平方公里1萬人以上？應該是可以的，但偏偏在許多省份沒有做到。

第二，要穩妥地、科學地推動農業規模經營。規模經營當然要繼續發展，但我們擔心它會成為城市資本到農村搞“圈地運動”，這種苗頭在許多地方已經出現。在種植業環節，靠租地也可以搞規模經營，為什么要搞股份制？發展農村經濟，不要以為一“股”就靈。

第三，要科學地籌劃城鄉人口布局，有效利用新農村建設資金。農業規模經營必然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但過去主要是產業轉移，而非居住地轉移。未來的農村應該是專業農民的居住地。專業農民人數不會太多，因此沒有必要讓每一個村莊都有“文化大院”，也沒有必要讓每一個村莊都有幾縱幾橫的路面硬化街道。有一些村莊在人口大量減少以后甚至沒有必要硬化出村道路。

(文章來源：08年10月9日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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