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100年中的30年

從1978年算起，改革開放至今已進行30年。這30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奧運會把這種變化所帶來的繁榮展示給了全世界。這種繁榮、富裕，也令國內外學界對中國另眼相看。但是，把這30年放到100年的歷史過程中去觀察，也許可以更為準確地對其成敗得失做出評估。

現代以來的很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逢8之年。這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整100年前的1908年，當年8月27日，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宣布了9年建成君主立憲制的計劃。

清廷基于什么樣的動機如此大張旗鼓地實現憲政轉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于立憲事業，從慈禧太后、到宗室載澤、大臣袁世凱、端方，民間領袖張謇等，社會各個群體——當然主要是精英階層——似乎都非常認真且富有熱情。因而在此前后，各級政府在民間推動下，進行了廣泛的憲政改革，比如，地方建立縣、鄉、鎮自治制度，省設立咨議局，中央政府設立內閣、資政院。雖然法律尚無意讓它們成為議會，但它們已經擔當起了議會的職責。同時，各地也開始設立獨立的法院。

當然，旨在推翻皇權制度的革命觀念和運動也早已在海內外興起。激進的共和革命與穩健的君主立憲之爭，最終以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國建立而告終。但是，放寬視野來看，革命者與君主立憲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中國建立憲政制度。這是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人們的普遍信念。人們依據西方各國的經驗相信，只有建立憲政制度，才能夠實現民富國強，才能夠擺脫不平等條約體系，才能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

因而，即便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以黨治替代無法正常運轉的憲政，也依然在立憲共識的壓力下，不敢放棄憲政的終極目標。這就為立憲事業提供了一定活動空間。那個現代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經濟增長的成績有起色。但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打斷了這一進程，但這場戰爭也帶來了一個非意圖的后果：不平等條約被廢除，中國被世界承認為強國，民族意識發育，精神、文化、政治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終于形成。這是現代中國立國史的一大進展。

有識之士希望在此政治性民族基礎上，建立完整的憲政制度，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就持續不斷的立憲事業，也于1946年結成正果。但是，內戰的爆發最終使剛剛凝聚而成的中華民族再度分裂為兩個治理區域。

當然，內地、臺灣還是有區別的。臺灣還保持了文化的連續性，完整地維持著私人產權與市場制度。在內地，則出現了文化斷裂，私人產權和市場制度被廢除。

結果，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兩岸都出現了變革。臺灣在發達的市場與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了民主化轉型。內地則因為“文革”致使“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而不得不開始市場化轉型，1978年成為一個新起點。這一變革的實質是國家部分地放松對人、資源的控制，民眾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活動空間。于是，民眾創新了一些制度，其實是民眾恢復了一些傳統制度，獲得政府認可。由此，經濟、社會開始走向繁榮。

毫無疑問，這30年的物質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與前30年相比。但從社會治理體系的角度來考察，與100年前相比，今人未必有多少可以自豪的資本。那個時代的私人產權制度是完整的，私人企業的經營領域也幾乎不受什么限制。而今天，最重要的資源都不能由私人擁有，私人企業無法進入一些重要的產業領域。那個時代的社會基本上是自治的，紳商主導著新興工商業城市的治理，士紳主導著傳統市鎮的治理，中央政府委派的各級地方官員與地方精英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合作關系。當然，那個時代的制度安排并不全然合理，但全社會、至少是整個精英群體，具有一種建立優良治理秩序的強烈的共同意愿，這些人群也有廣泛的自由空間和豐富的資源從事這方面的努力。

把過去30年的變化放到100年的歷史進程中去觀察，就會發現，改革的程度還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來源：０８年９月８日《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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