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如果財政簡單地從總量上增稅減支來穩定物價，則會影響就業；而減稅增支，雖然能對就業機會擴大起一定的作用，但可能會對控制物價水平上漲不利。因此，在中國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時，需要進行特殊的考慮和合理的政策組合設計。

在貨幣政策和體制上最重要的是，疏通給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的管道，其次才是調節總量；需要調整和改革土地管理體制，讓農村和城郊土地及其房產可以抵押融資。

2008年是宏觀經濟形勢較為復雜的一年。財政和貨幣政策到底應當怎樣調控國民經濟運行，眾說紛紜，各有各的看法。我認為，在目前經濟增長趨勢放緩、消費物價漲幅雖然回落但國內成本上升和國外輸入型通貨膨脹推動的壓力仍然很大、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就業形勢非常嚴峻的情況下，采取什么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有效果，而且副作用小，需要慎重討論和決策。

我們先來看財政政策方面。簡單的財政政策，就是在經濟過熱時，增稅縮支；在經濟收縮時，減稅增支。中國過去除了在1998年財政發債擴張經濟外，沒有實行過真正意義上的財政政策。即使在1998年那次，也因財政增收過多，收縮效應和擴張效應相抵，財政政策作用不很明顯。而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如果財政簡單地從總量上增稅減支來穩定物價，則會影響就業；而減稅增支，雖然能對就業機會擴大起一定的作用，但可能會對控制物價水平上漲不利。因此，在中國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時，需要進行特殊的考慮和合理的政策組合設計。

我認為，要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實行結構性的財政政策。從政府的收入側來看，要降低個人和企業創業、投資、生產、經營的稅費負擔水平。除了最近恢復紡織企業出口退稅政策、財政給一些中小企業支持外，一是減少和降低政府及各部門對創業、投資和生產經營的各種收費種類和規模。其實，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工商總局所定的從2008年9月1日起停收個體工商戶工商兩費，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在近兩年國家財政增收較多的情況下，針對質檢、城管、衛生防疫、交通、行政等部門，應當進一步推進其收支兩條線體制向停止收費而由財政撥款供養的體制轉變，并且廢除政府各行政部門和事業機構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供養體制，政府各部門工資福利水平都要公平設定，收費和罰款與執行者的利益絕對無關。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減輕創業、投資、生產、經營者的負擔，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二是應當調整政府收入結構。減輕創業、投資、生產、經營、就業領域的稅收負擔，如增值稅從17%降低為7%，或者徹底改革生產型的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并且降低其累進幅度；開征和增加房產(包括政府的辦公樓、培訓中心等等)、土地使用、遺產、大排量汽車購買和使用(包括政府公務用車)、資源、排污等方面的稅收；對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建立分紅和預算制度，并將政府和事業單位的國有資產、其出租等收入納入財政預算進行管理。只有這樣，在不影響政府財政收入水平的情況下，一方面可以擴大就業，另一方面可以抑制不增加供給的投資和需求，從而減輕物價上漲的壓力。

而從政府的支出結構來看，一是應當壓縮政府行政和事業單位用于投資建設的開支，特別是壓縮政府辦公樓、培訓中心、公車等設備建設及采購的開支，因為政府行政和事業建設的許多項目，大多是投資膨脹的因素，對物價形成需求壓力，而不能顯著地增加后續的就業。二是壓縮政府行政和事業單位公務和事務人員出國的規模，因為這類出國，既增加納稅人的負擔，消耗國內有限的財政資源，又將消費需求擴大到國外，對擴張國內就業喪失了其作用。在財政支出結構中，應當加大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支出，如對處于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的補貼，對社保資金的補充，對醫療衛生增加經費，加大對城鄉低收入者的各種支出等等，均可以增加國內的消費需求，拉動就業，改善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的格局。近幾年和最近，中央和國務院嚴格禁止黨政公務人員和一些事業單位人員出國，嚴格禁止建設豪華辦公樓和培訓中心等等，調整財政支出多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我認為，這實際就是一種很好的財政政策。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同比提高，無不與之有關。

再看貨幣政策和體制方面。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消費物價上漲較快的趨勢下，央行很少調高基準利率，而是用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來收縮流動性過剩。然而，我們在用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的方面也遇到了中國經濟運行的特殊問題。一是僅僅靠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收縮流動性，體制內渠道的貸款資金價(186,-0.01,-0.00%,吧)格沒有提高，但資金卻異常短缺，各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變為保大壓小、保國壓民、保政府投資壓非政府投資、保重點壓非重點，結果是嚴重收縮國民經濟的就業容量，導致實際勞動力剩余和失業率可能大幅度上升，國民收入中城鄉居民收入比例下降，消費相對萎縮，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更加失調。二是中國個體工商戶的一半是農民，中小企業的90%是由農民創辦的，但是農村和城郊土地歸集體所有，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房產不能在銀行作為資產抵押，大量的土地和房產失去了抵押融資的功能，許多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守著資產不能抵押貸款。三是對于由于農民沒有養豬積極性、企業勞動成本上升、國際油價上升輸入到國內等因素導致的消費價格上漲，其與貨幣的流動性過剩相關性不大，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辦法來對其進行治療，效果并不顯著。因此，實施簡單的貨幣政策，來調控復雜的中國經濟運行，結果很可能會給國民經濟幫倒忙。

目前，在國務院的督促下，央行的政策進行了微調，各商業銀行也在表面上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高度壟斷的銀行體系下，由于大型銀行和條條管理的銀行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貸款信息是不對稱的，由于其貸款的固定成本和分攤成本相對較高，由于信用信息鏈太長和抵押資產薄弱而風險不易控制，讓大型銀行和條條管理的銀行向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實質上是違背經濟原則和規律的。從根本和長期講，指望大型銀行和條條管理的銀行給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實際上是一種根本不可能持續的幻想。

因此，在貨幣政策和體制上，最重要的是，疏通給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的管道，其次才是調節總量；需要調整和改革土地管理體制，讓農村和城郊土地及其房產可以抵押融資。銀監會和央行要相互協調，除了將民間借貸合法化、發展貸款公司等等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要大力發展村鎮微型和小型銀行，在城市大力發展城市社區微型和小型銀行。微型和小型銀行，它們對于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貸款，其信息是直接對稱的，固定成本和分攤成本比大型銀行和條條管理的銀行低得多，可以簡便靈活地接受小額抵押資產，風險也易于控制。只有這樣，在疏通金融體系中貨幣向個體、微型、中小企業貸款渠道的前提下，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才不至于成為嚴重收縮中國就業的有害的貨幣政策。

（文章來源：08年8月29日    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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