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奧運會往往是一個國家歷史的轉折點

奧運會在上世紀60年代發生了一次重大轉折，即舉辦城市所在的國家絕大部分是廣義的后發國家，1960年以來的13屆奧運會有9屆是在這類國家舉辦的。這些國家通常十分重視奧運會，因為，奧運會通常是這些國家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這9屆奧運會所在的國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1960年羅馬奧運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其所在的國家意大利、日本、德國都是二戰期間的戰敗國。他們通過奧運會實現了國家正?；?。第二類是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2004年雅典奧運會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其所在的國家基本上算現代化的后發國家，盡管其發達或不發達的程度各不相同。通過奧運會，他們展示了現代化的成就。第三類則只有一個國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其所在國——蘇聯，盡管自上世紀60年代后，經濟就困境重重，但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帶來的滾滾石油美元，讓1980年的蘇聯看起來相當強盛。

不管屬于哪一類，所有這些國家舉辦奧運會之前，普遍經歷了十幾年到二十年的穩定增長期，奧運會舉辦之時，“日本奇跡”、“希臘奇跡”、“漢江奇跡”、“中國奇跡”之類的說法已經流行全球?？梢哉f，是經濟、社會繁榮帶來了奧運會。

繁榮是從哪兒來的？如經濟學家所說，制度至關重要。通常在奧運會之前十幾二十年，未來將要舉辦奧運會的國家進行了一輪重要的制度變革。最典型的是，意大利、日本、德國因為戰敗而放棄法西斯制度，轉向憲政制度。西班牙、希臘結束軍事威權主義，轉向自由憲政。中國的例子也很典型：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改革開放，30多年下來，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的體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所有這些制度變革具有共同的方向：程度不等地實現了政治穩定、社會和解，私人產權得到確認或較好保障，社會擴大了對外部世界的開放。這個方向的制度變革使人們享有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個人可以更為有效地利用其知識、資產、勞動力。由此，自然地實現了經濟增長，社會也趨向繁榮。這種繁榮自然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充滿自信的國民和政府也希望通過奧運會展示這種繁榮，提升自己的國際形象。

但是，如果說，奧運會舉辦之時，正是繁榮的頂峰時期，那么，奧運會結束之后，舉辦國通常會遭遇程度不等的經濟、社會麻煩。此處，仍然是制度在發揮作用，但這一次所出現的是制度的不協調。

奧運繁榮是一組特定的制度發揮作用的結果，但這個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制度。確實，理論及經驗都能夠證明，個人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中享有較大程度的自由，經濟社會自然就會趨向繁榮。因為，一個國家，只要其制度向著這個方向變革，就會出現繁榮。只是，任何一套具體的好制度，總會把自己變得過時。有效的好制度總是形成于特定的政治、社會、精神、經濟格局中，并在這種格局效用最大。其效用不斷釋放，政治、社會、精神、經濟諸領域發生變化。

在相當長時間內，制度的效用是可取的，比如，實現了經濟增長，社會自治空間擴大，人們的信念發生變化。但隨著時間推移，制度的效用卻不是這樣正面的了：一種可能性是，某些群體能夠比其他群體更有效地利用制度的優勢，從而導致社會內部不同群體地位的相對變化，這種變化可能很劇烈。比如，貧富差距擴大。另一種可能性是，精神、社會、政治、經濟諸領域的變化不同步，從而導致個體普遍的不適應，比如，人們普遍的精神焦慮。

經驗顯示，帶來奧運會的繁榮，通常在奧運會舉辦之時已經潛伏著繁榮逆轉的因素。問題僅僅在于，這種逆轉具體如何表現，呈現為劇烈的經濟社會震蕩還是平穩的自我調整？不同國家在奧運會之后，有不同表現，具體取決于具體制度背后更高層次的制度框架的性質。如果制度框架具有足夠彈性，就可以透過其內在的正規渠道，進行另一輪制度變革，實現相對平穩的制度轉型，從而在已經劇烈變化了的社會背景下，重新設定人們進行合作、交易的規則體系。如果制度框架缺乏足夠彈性，無法順利實現具體制度的調整，就是另一種結果。

由此看來，奧運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當做舉辦國的制度變革的指示器。一次特定的制度改進帶來的繁榮，給后發國家帶來了奧運會，奧運會是十幾二十年制度變革成功的標志。但奧運會舉辦之時，通常也正是此一具體制度的潛力耗盡，因而需要進行另一輪制度變革的時候。奧運會賽場上的信號也正是立刻進行下一輪制度變革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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