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改革需要自由的理論辯論
今天,人們隨口就說“市場經濟”如何如何。但在二十年前,人們幾乎不知道這是個什么東西,即便是關于“商品經濟”這么一個過渡性概念,人們就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說起來,盡管沒有商品經濟的概念,但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前,中國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制度。自那之后,則建立了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制度,這套制度以財產公有、集體經營、國家計劃為支柱。
在這種體制下,每個人都在“單位”之內,由政府安排工作;各種資源也都由政府安排,政府也負責向每個人分配工資和消費品。那么,很自然地,在這種制度下,是不存在個人、企業之間的自由交易的,因而,各種資源、產品就都不是商品。沒有自由交易,就沒有商品。
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這種制度無法正常運轉。就像哈耶克所分析的,對復雜的經濟活動制定全盤計劃,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貌似科學的計劃經常會導致混亂和低效率。
于是,人們就想出了“商品經濟”這個概念。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盡管有相通之處,但差異也很大。市場經濟所描述的是一套較廣泛的制度安排,商品經濟一詞則只突出了其中的一點:資源、產品可以交換,它更多的是一種在公有-計劃制度框架內提高生產效率的手段,而不是一種關于社會組織經濟活動的整全性制度安排。
很容易理解,在五十年代之后的環境下,經濟學家們只能討論“商品經濟”這個概念,即便如此,討論也充滿風險。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在舊體制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洋躍進又失敗之后,政府重新尋找經濟增長之道,經濟學家才再提商品經濟話題。最終,到了1984年,高層才正式承認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的理論努力甚至可以用“悲壯”一詞來形容。哪怕是提出商品經濟,也是要冒風險的。而恰恰是這種風險過大的制度環境,經常使實踐出現偏差。因為,環境限制使得經濟學家們無法對理論進行公開的、深入的辯論,更無法讓公民在公共空間內參與討論。依據這樣的理論和認識所制定的改革措施,經常不能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預作籌備。
更多的時候,學者透過理論研究和各國實踐明明知道解決某些問題正確制度設計,但面對理論禁區,只好違心地以理論遷就環境,對正確的制度設計肆意裁剪,結果所提供的改革方案并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制造出不少問題。
中國改革要取得良好進展,至少需要一個條件:學者們能自由地就改革所涉及的理論進行辯論,公眾也能夠以其常識影響、參與這種辯論。
文章來源:08年7月11日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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