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霖：企業應不斷適應國家戰略調整改變觀念

國企分紅將對企業發展以及金融市場穩定起到促進作用

首先2008年國企分紅并不是全面覆蓋，現在是分三代，當然也可以說政策是全面覆蓋了，那就是說有的企業是不分紅的，有0%，有的是5%，有的10%，所以嚴格說還不是全面覆蓋，這一部分企業是需要向國家上交紅利的，那么對于這一部分上交紅利的企業它會對金融市場有什么影響呢？從理論層面上來說這個影響很簡單，就是說如果你把利潤留在企業那么他就有錢去投資，他會利用這個去投資，那么你如果現在把這個利潤分走了，那么他還要投資，他就需要到外面去籌集資金了，就是把內源融資變成了外源融資了，外部融資了，那么外部融資當然就會涉及到管理的金融市場了，他可能需要找銀行去貸款，他可能需要上市，那是長遠的，那也可能他現在上不了市，他可能需要找某一個上市公司到他這里來參股、投資等等 ，那么通過這個渠道會對金融市場發生影響。

“給國家打工者”應該樹立正確的態度

比如說你人在北京，比如說到深圳去開了一個飯館，雇了我去給你經營這個飯館，是吧，你在北京太遠管不了，你雇我去給你經營這個飯館，你投資一百萬，我給你去管這個飯館，這個飯館今年比如說賺了10萬塊錢的利潤，你作為老板來找我來要，說今年的10萬錢利潤我先拿走5萬供我孩子上學去，我說不行老板，你如果把這個5萬塊錢拿走的話，我沒有積極性給你干了，那么你作為老板你會有什么反映呢？

你的正常人的合理的反映肯定是說我雇你，我給你發了工資，發了福利，就是讓你給我賺錢的，你賺了錢我不拿走，那我賺錢干什么，是吧，所以你這個經理是沒有道理的，你走人吧，我換一個經理，如果你是身為老板肯定是這樣的反映 ，也就是說給國家打工的人不能夠拿這個理由講話，說我給你賺了錢，你如果拿走我沒有積極性，這不是給國家打工的正確的態度。

企業應該不斷適應國家的戰略調整改變觀念

國企十三年沒有分紅了，而且在過去的改革當中我們長期的形成了一個觀念，我企業、你國家，好像咱們倆是分開的，我給你干完事兒以后剩下都我企業的，這次我們在80年代的這個逐步的改革，改革過程當中在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概念，實際上企業是獨立的，你是企業，但是你這個企業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國家所有，你如果是國有獨資企業的話，你整個都是國家的，我們現在需要在企業管理層逐步的建立這樣一種打工的概念，就是說你企業管理層你是給國家打工的或者給股東打工的，這個在大多數國有企業現在這個概念應該說已經建立起來，管理層是給股東打工的，這個概念已經建立起來了，只是到了具體問題的時候大家還不太容易把這個概念運用到具體的問題，我想這方面需要進一步的推動，國有企業需要不斷的去適應國家行使他的所有責權益，不能夠滿足于這十三年不分紅的這樣的一個日子。

“公共財政”的概念更像是一個蓄水池

國有企業的分紅收入只是全國人民的收入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我們整個這個國家每年有多少萬億的GDP，這其中大概有百分二三十是屬于全國人民，就是全國人民的錢，全國人民的錢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財政部，理論上都應該放到財政部，或者是各級財政，那么國有企業的分紅收入只是這全國人民的錢的當中的一部分，那么比如說稅收，來自稅收的收入，比如說什么罰沒收入等等這些都是，還有罰鈔票的收入這都是全國人民的錢，所以這個問題不是說來自國有企業的利潤應該放多少到社保資金，來自比如說所得稅的錢應該拿去多少搞教育，或者來自增值稅的錢應該拿去多少搞全民醫保，這個問題不能夠這樣去想。

主要是有概念上的誤區，這個公共財政概念是全國人民的錢全部放在一個盤子里，或者說你設想一個水池子，各種各樣的管道往水池子里邊灌水，這個水池子是什么呢？就是全國人民的錢，然后全國人民再坐在一起商量一下咱們今天這個水池子一共有這么多錢，然后咱們一共需要干一些什么事兒列出來，國防開支、外交開支、公務員的工資、教育、衛生、環保、修馬路、搞路燈、裝修天安門城樓等等全部列出來，完了以后大家就像過日子一樣的，大家排一個優先順序，什么事兒是最重要的給他花多少錢，什么事兒是次重要的給他花多少錢，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全國人民自然會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這個應該多花點錢，有人認為那個應該多花點錢，那怎么辦呢？大家再一起來討論，一起來辯論，最后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形成一個一致的意見，或者少數服從多數或者什么的，形成一個一致的意見，這個一致的意見叫什么呢？叫預算，然后就照著這個預算去花錢，我們所謂的預算就是這個意思，那么全國人民又太多了，你不可能這個小國家的全國人民都不可能做到一起商量這個事兒，那怎么辦呢？全國人民派一些代表來商量這個事兒，所以我們國家的預算，為什么說財政部做的預算一定要人大批準，就是這個道理，財政部是打工的，人大那才是老板，所以那個打工的你是一個管家，你做一個方案，說老板，這個東家，你們今年，你今年一共有一萬個億，我覺得你應該教育花多少、衛生花多少、外交花多少、國防花多少、社?；ǘ嗌?，然后請專家看合適不合適，專家說好、行，就這樣干，那么你就可以去花錢了，這個預算被人大批準了，所以花錢的這個概念應該是這樣一個概念，所以觀念的問題不是說這個稅應該花到哪兒去，那個收入應該花哪兒去，關鍵的問題是說全國人民的收入必須得放在一個盤子里頭，不能夠太殊化。

比如，不能說把這部分錢花掉不要了，這部分錢放在我這兒我去花，財政部門有一個詞叫坐收坐資，警察花了錢，然后不給我發獎金，然后給我買一個什么裝備，這是不行的，要收資兩條線，所有的錢都放一個盤子里。

第二，這一個盤子怎么花，這一個盤子的錢怎么花，它的優先順序一定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愿，全國人民都認為與其花錢去馬路上鋪那個草坪不如給小學多撥點錢，那么你就應該增加對小學的撥款，所以這個是問題的要害，那么如果我們簡單的，我們現在拖欠大家覺得如果國有企業分紅，分紅以后怎么能夠讓我們老百姓得到實惠呢，你如果是比如說分我一百塊錢我裝兜里我覺得挺實惠，那么我就問如果拿這個錢，不是給你分一百塊錢裝兜里，而是裝修天安門城頭，這不也是老百姓得到實惠嗎，你說天安門城樓不需要裝修，那好，咱們不裝修天安門城樓，搞神州七號是不是老百姓得到實惠呢？他也是老百姓得到實惠了，那么什么情況下老百姓沒得到實惠呢？這個錢就瞎花了，比如說公款吃喝，每天中午喝酒，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要發文件，中午不許喝酒，那就瞎花了，那么究竟有多少錢是瞎花的，有多少錢是花的正當，那么這個是我們這個預算改革當中的一個主要的挑戰，我們可能需要不斷的改革，建立一個比較透明的、比較健全的一個預算制度來保證我們盡量多的錢是花在這些地方沒有效果。

公司制的改革、調整是國有企業這些年業績提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這個分配分紅制度能持續多久和央企的利潤能持續多久這是兩個問題，那么你可以設想，比如說某一天中央企業有虧損了，有虧損以后你當然沒得分紅了，所以我分不了紅了，所以央企的利潤沒有了，不持續，不可持續，但是我這個制度是持續的，你今天虧損我不說，我不等于說我明天還不分紅，那么1994年以來我們是建立一種不分紅的制度，那么現在我們是要恢復這樣一個分紅的制度，但是今年究竟分多少，是5%還是10%，還是0%，這是我股東說的算，我可以在某一年決定我就分0%，這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說，我想你講的這個風險大概指的是央企的利潤是不是可持續的，這么多年的利潤的高速增長，這個事情是不是可持續的，那么這就要看這些年的利潤的高速增長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這些年的利潤的高速增長是由于效率的提高，央企的競爭力的提高，或者整個國有企業競爭力的提高，那么這個利潤應該說它是可持續的，那就看將來這些企業的競爭力如何了，如果說這些利潤都是國家給他補貼造成的，或者是優惠政策造成的，那就是不可持續的，那么我的理解，那么我們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在所謂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多多少少都得到了各種各樣的來自政府的，或者實際上是來自全國的優惠，比如說他的資源消耗，他的這個消耗全國人民自愿他所付的費用是相當低的，那么從國際比較來說付的是相當低的，對于相當大部分的這種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的多多少少都享受著一種壟斷的優勢，所以才叫成壟斷行業，所以這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的。

隨著我們的，比如說資源價格的改革，隨著我們反壟斷化的實施，一部分國有企業會發現他們，會持續這方面的利益，它的利潤因此會有所下降，或者至少是沒有那么多的暴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我認為這些年國有企業，就八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益明顯的提高，主要的還是改革的成功，因為這個最清楚的一個反映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們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由每一個工人平均創造的工業增加值大概提高了，到現在可能有三倍。

從1998年到2002年這是2.5倍，現在肯定是，我認為肯定有三倍，我需要去繼續查這個數據，我要說準確說的話，勞動生產率提高是毫無疑問了，再一個就是大部分的國有企業都實行了公司制度，那么公司制度，公司制度和共產制度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公司制度它的股權結構是開放的，你如果是一個第一毛紡廠，那么你就是國家，你不可能再吸收一個非國有股東進來，你只能是國家給你資本金，國家如果不給你資本金你就只好借銀行的貸款，你不可能有第二條股權融資的渠道，但是你一旦改制成公司你就可以吸收第二個股東進來，可以說甚至第三個股東進來，你可以搞成有限責任公司，你可以擴大你的股份有限公司，你可以變成上市公司，所以公司制的改革給大部分國有企業至少是起到這個作用，給大部分國有企業開辟了股權融資的一個多種渠道，那么這樣就使得一些有發展潛力的企業不至于被困在那個地方，公司制改革之前我們很多有發展潛力的國有企業，因為他的貸款負債率太高了，不給貸了，貸了風險也很大，找財政補充資本金財政沒有錢，然后再去外邊融資，因為你是共產制，人家不可能進來在你這兒做股東，也不能分紅，那怎么辦呢？就只好合資。

所以我們在90年代中期之前我們大量的優秀國有企業之所以合資并不是說需要別人的技術、需要別人的管理和需要別人的市場，有很多國有企業之所以合資就是缺股權資本，沒有別的融資渠道，所以只好跟人合資，合資當然也是籌集股權資金的一種需要。90年代中期以后因為公司把國有企業改制改成公司制以后股權融資的這個渠道多元化了，這樣就使得那些有發展潛力的優勢的國有企業迅速的可以在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迅速的擴張自己、發展自己或者搞研發、開發新產品，所以有很多這樣因素了，大家減員增效，國有企業的破產、兼并，這也是非常重要因素，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所以這樣就使資產的利潤效率也提高了，人的利潤效率也提高了，這些因素都是我剛才講的這幾個因素吧，比如說這個公司制的改革、破產、調整等等，這些都是國有企業這些年業績提高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說這個分析能夠站住腳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期待，就是說現在國有企業這個盈利比較高、業績好這樣一種趨勢它是有一定的可持續性的，當然了市場競爭是千變萬化的，你必須得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效率，不斷的更新自己才能夠站得住腳，但是至少我認為不能夠說現在國有企業的這個利潤增長的趨勢是不可持續，我覺得這沒有道理，沒有根據。

企業社會責任中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奉公守法

一個企業基本的這個合同責任或者財務責任，就是說股東在你這兒投的錢你得給股東分紅，這事兒說不上說你道德情操多么高尚，說就像咱們人你到商店去買東西要交錢，說這個人的覺悟很高，他到商店買東西交錢了怎么地，你買東西就得交錢，那么你股東給你投資他自然是要分紅的，所以國有企業給國家分紅這個事兒就像我們到商店買東西要給人交錢一樣，這說不上什么社會責任。

第二個，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是有特別含義的，我們現在有一點濫用這個概念，凡是我們想讓企業做點什么事兒我們都有社會責任，給災區捐款，修修馬路，援助一下貧困孩子，這都算社會孩子，實際上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一個，如果在國際意義上，在國際貿易這個圈子里邊，那么企業的社會責任它是有特定含義的，那么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是遵紀守法的責任，首先是遵守法律的責任。

還有環保，環境保護的標準，比如說你這個產值的排放應該什么標準，應該照這個標準去減排，去加工你的污水等等，你的利潤就要減少一半，我寧可損失掉一半的利潤，我也不能夠違反國家的環保法律，這叫社會責任，《勞動法》規定的，你雇了工人你要簽勞動合同，你要給職工上社會保險，那么一上社會保險你成本就提高了，利潤就減少了，這個企業說我就是少賺點利潤我也不能夠違反國家的《勞動法》，那麼這叫社會責任，如果我們就是把這幾條都做到了，用不著很高的覺悟，你就是照法律來做，那我們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水平就大大的提高了。

（轉載自百度財經financ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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