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向宏:厲行減稅以以預防經濟金融危機
今年是一個多事之年,除了各種突發事件之外,還有多種跡象表明,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異常不穩的時期,需要及時采取正確的應對政策,以預防可能的危機爆發。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經濟金融政策依舊是,以貨幣和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增長速度,同時以嚴格的金融管制和外匯政策來"控制"金融風險。應該說,這套政策組合拳在正常情況下是有效的。然而中國本身并不是一個正常的經濟體,而是一個大型的轉軌經濟體;當前國際上也不是一個正常的金融環境,而是一個秩序動蕩(以美元喪失信用為標志)、拐點浮現(有可能發生從流動性過剩到流動性緊縮的轉變)的高風險環境。在這種條件下,上述的政策組合便效果不彰。
傳統的經濟政策,在特殊時期往往會受到挑戰,這是因為它所仰仗的決策體系,通常使用一些表面的經濟指標來判斷方向。比如說,依賴CPI(消費價格指數)數據來判斷經濟是否過熱,通脹是否嚴重。其實如果看過去幾年中國的資產價格(房價、股市),不難得出流動性早已大規模過剩、投機性投資活動早已過熱的結論。而如今CPI指數的上升,反而只是通脹末期的所謂"翹尾效應",恰恰是流動性緊縮可能到來的標志。通俗地說,在泡沫高漲的時候你不嚴加調控,現在到了泡沫晚期,你卻 左一個提高準備金率,右一個加息,不斷收緊流動性,其后果極可能是一場"硬著陸"。
目前情形下,不能再對經濟數據做照本宣科的解讀。GDP增長率多一個百分點還是少一個百分點,通貨膨脹率高一點還是低一點,名義房價究竟是在上升還是在下跌,這些紙面上的經濟數據,在特定的經濟時期并不一定反映真實經濟的運行狀況,更不能在這些數據上定標桿,下指標,把它們當成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如果單看國民賬戶報表,中國經濟似乎風平浪靜,有些表面數字如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高速增加的外匯儲備,還可以被解讀成大喜訊。但只要深層次觀察實體經濟,結果就未必如此。
經濟警號其實相當明顯:(1)龐大的非正常外匯儲備占用大量金融資源, 成為懸在中國金融體系頭頂的一個巨大“堰塞湖”,隨時可能因熱錢大規模出逃而使金融體系失序;(2)反復采取收緊銀行存款準備金的辦法來控制通貨膨脹,已經影響到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融資渠道的中國企業,與此同時對通脹的抑制效果并不明顯,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最令人頭疼的"滯脹"現象;(3)對資產泡沫的錯誤調控政策有可能導致資產價格的"硬著陸"(參見我年初《當心消費者和房產商"雙輸"的硬著陸》一文),使國民財富白白遭受損失;(4)貧富分化進入高危區,已經由單純的經濟狀況分化,衍變為社會心理的強烈對立,表現為普通群眾對“精英”乃至對政府的嚴重不信任甚至敵視;以及(5)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相對比重早已超過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甚至超過了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參見我過去幾年來就此問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國家財富向政府手中畸形集中,不但妨礙經濟發展,強化貧富分化,而且等于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筐子里,冒著極大的經濟風險。
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經濟無論對內對外,都處于一個非常時期,宏觀政策不能再陷于"控制通貨膨脹"、"調控房價"、"增加就業"等指標。防止實體經濟衰退導致國民收入銳減,防止金融體系失序導致國民財富蒸發,這兩個防止才是重中之重。有必要果斷地采取非常政策,以度過經濟風險期,延長中國經濟繁榮周期。具體來說,在對外政策上,我主張立即停止人民幣升值,恢復聯系匯率(可在一次性升值之后)。理由可參見我三個月前《人民幣升值進程應當停止》一文。而在國內政策上,我認為目前最有效、最應當采取的政策,就是大規模減稅。
大規模減稅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1)厲行減稅將極大減輕企業負擔,從而在收緊貨幣政策、預防通貨膨脹的框架下,避免經濟因過緊的流動性而導致衰退;(2)企業減稅將刺激資金回流實業領域,從而"自然"地消除資產價格上的泡沫,同時又不會像現行某些硬性"打壓"泡沫的政策那樣導致硬著陸;(3)減稅對股市來說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從中長期看顯然對股市是極大的實質利好,同時在短期還會刺激部分資金流出股市,不會像其它的"托市"政策那樣導致新一輪惡炒;(4)減稅如果輔以某些激勵企業提高職工工資的政策,還將普遍提高民眾收入,減輕貧富分化;(5)減稅是將財富還于國民的最直接途徑,也將顯著減低財富過度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統風險;(6)從中長期看,減稅是增加企業支出、擴大內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長中國經濟的繁榮周期,這最終將使國家財力得到可持續的、而不是竭澤而漁式的增長。
文章來源:08年7月4日 牛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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