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007年中國10大熱點經濟社會問題

在不斷向前延伸著的當代中國經濟歷史上，2007年是應該值得銘記的一年。之所以如此說，并不完全因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國經濟連續十多年繼續高速增長的另一年，而是因為在2007年發生的一些經濟與社會事件也許值得記下來。這些事件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就發生在當下，且我們正身臨其中，一些國人并沒有察覺，甚至即使知道了，也許不覺得驚奇。然而，或許在幾十年之后，甚至在更長的時間里，當人們回首反思21世紀初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時，也許會有人覺得，2007年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情，值得一提；一些經濟學人針對2007年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一些現象和問題所做的評論和發表的意見，有其久遠的理論意義。

1．從整體上解讀中國經濟

2007年，在中國的經濟社會中到底發生了什么值得國人關注和記下來的事情？
首先，在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從而市場機制已經基本生成的當下中國社會中，就經濟體制和企業運營體制來說，“改革”和“開放”這一類曾經一度是些熱門的術語，目前已幾乎變成了“過去進行式”，相對而言，與宏觀經濟運行有關的一些問題和事件，漸漸占據了當今中國網絡和平面媒體中的一些醒目標題，隨之也成了人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談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問題，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和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2007年一開春，《財經》雜志就約請吳敬璉先生主持了國內五位經濟學家的訪談。在年初時，盡管五位經濟學家都對2007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表達了樂觀的預期，并對中國宏觀經濟格局中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有所察覺，但似乎還沒有人在上半前就開始出現的通貨膨脹有所預期。2007年上證指數上升到6000點以上，然后又大起大落、跌宕起伏，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年初所始料不及的事。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較多經濟學家仍然對近年來的居民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表達了些擔心，擔心它會拖累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勢頭。然而，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宏觀數據出來之后，房價、股價飆升，通貨膨脹率抬頭，資本品價格節節攀高，貿易順差居高不下，外匯儲備屢創新高，經濟增長仍然顯得十分強勁。在此情況下，“宏觀調控”就成了2007年全年中國經濟學界和媒體中的一個熱門話題。
中國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其動力機制又是怎樣的？中國這一波已經持續了相當長時間的經濟增長還能延續多久？對于這些問題，國內外學界似乎還有許多困惑。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帕金斯認為，可以從高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快速增長的勞動力資源，對這些快速增長的資本和勞動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對外貿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長和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等方面，來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帕金斯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抱有較樂觀的預期。他估計，中國經濟至少還能在7％以上的速率再增長20年。國內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對中國經濟也一直抱有較樂觀的預期，并提出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呼喚著新的理論解釋。在談到21世紀中國的崛起時，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則提出，在過去近30年中，中國人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與世界各地做生意，進行國際貿易，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歷史機遇。陳志武還指出，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更能讓我們今后以理性建設者、以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身份分擔世界秩序的責任，并讓我們認識到改革現行中國的制度結構，并真正實現憲政法治，讓世人不再對中國的崛起擔憂。對于中國的經濟崛起，祁斌則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已經是并將仍將是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
然而，對于中國這些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股市的上半年的“瘋長”以及接著而來的跌宕起伏，一些經濟學人總是表示這樣和那樣的擔心。姚洋的“從賬面GDP看中國之謎”一文，就部分表達這一擔憂和質疑。在“中國經濟怎么了？”一文中，韋森則表示，當下中國實體經濟和股市的“雙繁榮”，倒不怎么令人擔心。令人值得關注的事，是在近幾年中國經濟每年10個百分點上下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稅收卻以20多個百分點更高速地增長。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速率雙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長，這自然意味著政府操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在加強。在中央政府擔心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同時，應該首先意識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政府投資加上地方政府間各自的“增長性競爭”，實際上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二級火箭”或言“助推器”。這一點應該值得中國經濟學界和決策層的高度關注。

2．宏觀調控

2007年中國經濟的繼續高速增長，出現了一個令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現象：中國宏觀經濟終于結束了高增長與低通脹——甚至通貨緊縮——并存的一種“高亢奮”的經濟增長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通貨膨脹（尤其是食品和其它消費品價格的抬頭），引起了政府宏觀政策決策者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密切關注，從而“宏觀調控”再一次變成了全年的一個“熱門話題”。余永定認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危險現象，是通貨膨脹率上升和資產價格上漲并存，通貨膨脹同資產泡沫開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推動、競相攀升的勢頭。這種勢頭如果失去控制，后果將十分嚴重。目前中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這與目前中國經濟中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密切相關。面對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通脹率抬頭、資產價格上漲、股市瘋長和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持續升溫，媒體和經濟學界一再呼吁要提高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然而，從中國2007年的整個宏觀經濟格局和走勢而言，仍有不少經濟學家依然懷疑中國宏觀經濟是否失控了。甚至有的經濟學家懷疑是否政府決策層實際上對中國經濟采取了一種無為的“放任自由的”方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宏觀調控的成效會如此不盡如人意呢？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認為，在中國經濟存在大量結構問題，并且開放度又很大的情況下，以緊縮性貨幣政策為主的調控方法是難以奏效的，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張，較為可取的政策組合應當是以緊縮性財政政策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匯率穩定不變的）貨幣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組合，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地推行結構改革政策來為宏觀調控提供有效的微觀基礎。然而，對于宏觀調控本身，經濟學界也有不同意見。譬如，趙曉就認為，就國內市場而言，無論是就消費來看，還是就投資而言，現在都不存在經濟“過熱”問題，因而，真正需要調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內需”?；谶@一判斷，趙曉同意余永定的“緊貨幣、寬財政”的宏觀政策建議。這也與華民的主張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于2007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韋森也表達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物價一直沒大上漲，甚至有兩年出現過“通貨緊縮”現象。這說明中國經濟一直處在一種“異?？簥^狀態”。在前幾年連續多年國內消費疲軟的格局中，且在中國社會內部各方面的“錢”都那么多和那么充裕的情況下，今年國內消費開始有些啟動了，消費品物價有就所抬頭。從宏觀經濟整體上來，這是自然和必然的。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超高速、低通脹”的格局運作，反倒讓人時時感覺有點不安，總怕這列在一條“高速軌道”上呼嘯前進的“列車”會出軌。最近“通脹率”抬頭了，反而覺得它有點趨于正常了，因為，這對中國經濟整體而言，可能有一種“泄洪”效應?！皣鴥认M需求”這架發動機啟動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才有后勁。但是，內需啟動的一個伴隨的自然結果卻是通脹率抬頭。韋森還接著認為，從整體上來看，目前的通貨膨脹可能還只是個短期宏觀現象，且大多數城市居民家庭一般還能承受得了。不然，這一問題會更加突出和棘手。從長期來說，我們目前應該關注的，恰恰是中國的財富創造機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問題，而中國的財富創造機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絕大多數問題，不是個經濟體制問題，而與我們目前的政治體制安排有關。在目前，政府要關注并應當采取措施的，是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盲目的運用一些貨幣政策——尤其是靠緊縮信貸——遏制經濟增長的勢頭。

3．人民幣匯率問題

既然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同意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流動性過剩問題，而這種強大的流動性過剩是消費品和資本品價格上漲、股市飆升、房地產價格繼續攀高的最終原因，那么，中國宏觀經濟格局中“流動性過?！钡漠a生原因，就成了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討論的話題。沿著對這個問題回答的考究，人們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的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密切相關。用通俗的話來說，一方面，中國出口仍然大幅度的超過進口，導致貿易順差在2007年前三季度仍然高達185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億美元；另一方面，由于預期到人民幣將會升值，加上上半年中國股市的飆升，大量國外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這就為中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蘊生了強大的海外波濤。譬如，最近據周其仁講，在今年2月份“中國經濟觀察”的報告中，易綱就提出，中國宏觀經濟中流動性過剩問題，原來在很大程度上與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密切相關。在中國存在巨大的雙順差的情況下，近幾年央行不是有意在“發行”貨幣，根本就是連“收流動性”都“收”不了！其中的道理是：每一塊進入中國結匯的美元，都換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去。究竟可換多少，那是由“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決定的。這個票子非發不可，天天發、月月發、年年發。央行當然不能容許這筆驚人龐大的高能貨幣全部留在市場上，于是不斷發央票“對沖”，也就是“回收流動性”。收不干凈的呢？就是目前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的貨幣基礎。既然目前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與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密切相關，那么，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在全年中一直成為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
在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升值以及升值的速率應該多快這類問題上，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近些年來一再堅持人民幣不能大幅度升值。他認為，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不利于農民收入，不利于農轉工，不利于中國技術和科技低下的微利和接單生產的中國外貿企業的生存。樊綱也同樣認為人民幣不能大幅度升值。與張五常的判斷相同，樊綱最近提出，如果人民幣年升值超5%，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災難，那將會導致百萬民工失業。與張五常和樊綱的意見相反，余永定則認為，目前人民幣升值“正當其時”。他還認為，盡管人民幣升值會帶來陣痛，但升值是符合中國自身的長遠利益的。余永定給出的理由是，在我們還在大量引進外資的同時，我們的貿易已經實現了持續的、大規模的“雙順差”。結果，在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資本凈流出的現象，這在國際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因此，余永定認為，繼續維持雙順差已不合乎中國自身利益。要做到這一點，應當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與余永定的觀點相類似，汪濤則認為，為了解決中國目前互相緊密相關的國際收支失衡、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問題，允許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是一個有效措施。

4. 股市飆升與跌宕

2006年6月開始，中國股市出現了一輪長達年余的大牛市。尤其是自2007年年初以來，上證指數從2700多點節節攀升，一度突破6000點的大關。截止2007年１１月２２日，滬深兩市賬戶已新增5，600萬，達到13，500萬戶，與2006年相比，幾乎增加72％。然而。進入2007年11月份以來，中國股市出現了調整性的下跌，曾一度跌破了5000點的關口。2007年中國股市的節節攀升，社會上許多人進入股市，股市的跌宕起伏，這使股市一下子成了2007年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于是，在平面和網絡媒體中，中國股市向何處去，中國股市怎么了，以及中國股市是否是理性繁榮這類標題，成了全年國內媒體關注的焦點。
中國股市在經歷了數年的萎靡不振之后，在2006至2007年上半年的超常增長，引起國內學界尤其是金融界的一些不同看法。幾乎從2007年一開始，謝國忠等悲觀派的經濟學人就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國股市“虛假繁榮”的風險，并認為中國股市的價格已經太高了。甚至像格林斯潘這樣的老先生，自2007年5月以來，也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和直言不遜的口吻連續三次唱空中國股市。格林斯潘老先生擔心中國股市有一天會出現“戲劇性收縮”，認為“中國股市的上漲勢頭不可能持續下去，必將出現大幅的下跌”。格林斯潘的言論，曾對中國股市的政策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30”中國政府出手干預股市，可能就與格林斯潘言論有直接關系。然而，中國股市在2007年6月經歷的重大調整之后，一路走強，上證指數一直攀升到10月16日的6124.04點的高位。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對股市謹言慎行的格林斯潘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兩次繼續唱空中國股市。10月1日，格林斯潘在英國倫敦對中國股市做出了極為負面的評價：“中國繁榮的股票市場從各方面看都已經具有泡沫的特征，如果你要尋找泡沫的定義，那么這就是了?！?0月30日，格林斯潘在波士頓召開的一個保險業高層會議上發表演講，說中國股市處于“非理性的繁榮”，是個遲早都要破滅的“投機性泡沫”。
與格林斯潘和謝國忠等國內業界的悲觀認識相反，一些對中國股市持樂觀態度的人士，則對2006年以來的中國大牛市歡欣雀躍，認為當下中國股市的繁榮是一種必然趨勢。譬如，韓志國等業界人士就認為，由于世界經濟正經歷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美元的持續貶值與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并且升值的預期還在不斷升溫，導致了大量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從國內環境來說，中國經濟中長期存在的負利率，使得儲蓄收益成為負數。在這種情況下，資產投資與資產價格的上漲，就成為各種復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由于人民幣升值正處于一個“中繼過程”之中，由于股權分置改革與制度創新的潛力還處于持續發掘的過程中，加上中國經濟還處于加速的進程中，因而，中國股市的牛市進程就必無可免地持續下去，無論是格林斯潘，還是巴菲特，都無法改變這種趨勢。
與上述樂觀派和悲觀派的言論有所不同，一些專業人士則對中國股市現狀做了一些理性分析。譬如，華生和金巖石等就對目前中國的股市繁榮屢屢提出了他們自己較理性的評論和判斷。據華生計算，當滬深股市市值超過22萬億元人民幣即超過GDP時，實際上中國公司的市值即便在H股、紅籌股回歸之前，已經是GDP的150%左右了。這不用說與中低收入國家相比，就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也堪稱實際上的世界之最。由此，華生認為，在中國股市微觀層次上的市盈率、市凈率高居世界首位，而宏觀層面上股市總市值與GDP之比也達到驚人的高位，這應該引起人們的警覺?；谶@些判斷，華生呼吁要警惕中國股市的“虛胖”。很顯然，華生的這些觀點，與對中國股市現狀的悲觀派看法有些相近，但他又對上半年以來股市的飆升三緘其口，不說三道四。
對于2006至2007年中國股市的繁榮以及隨之而來跌宕起伏，處在中國宏觀政策決策層以及一些圍在政府政策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們則相應比較理智。譬如，夏斌就認為中國股市處在一個“結構性繁榮”時期，但是他也一再呼吁股民要警惕中國股市結構性繁榮下的風險。另外，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則認為，改革后中國人“錢”多了，但是中國經濟的“資本化”程度還遠遠不夠。陳志武還具體舉例到，美國股市、債市以及住房按揭貸款的市值分別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國相應的比值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國資本化的空間還很大，還可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許多年的金融資本。在此情況下，中國股市的繁榮，應該是一個自然和必然的過程。另外，這些年來，陳志武一再呼吁，假如不放開中國的新聞媒體，如果沒有公正的大眾媒體充分并準確地傳播上市公司以及股市的信息，“噪音和虛假信息”就會充斥市場，股市就會成賭場，股價泡沫會是經常的事。
如何看待2007年以來中國股市的繁榮和跌宕起伏，實際上也蘊含著經濟學家們在政府如何“管理”股市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在這個問題上，那些對中國股市一直存在某種擔憂的人士總是期求政府有所作為，采用一定的措施擠壓“股市泡沫”。另一方面，一些樂觀人士也同樣期盼政府在中國股市的繁榮發展中不斷有所作為：在一方面批評政府人為“擠壓”股市泡沫“打壓”政策的同時，另一方面也總是期盼著政府在中國股市大跌時能做些什么，以確保中國股市無跌宕起伏的繁榮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多經濟學家則認為，像任何市場一樣，中國股市應該有其內在的運行法則。因此，政府只能通過其有關職能機構加強對股市的監管，而不能人為地干預股市，既不能任意地“打壓”股市，也不應該有意地人為“托市”。進一步的問題是，政府如何監管股市？中國人民大學的周業安教授則認為，政府監管部門應通過建立各種規則監管股市，并自己率先遵守這些規則。如果這樣做，就能夠起到穩定市場預期的作用；同時，如果政府有關機構通過投資者教育來引導投資者遵守規則，整個金融市場就會逐漸變得有序。一個有序的市場是不怕股價波動的。反之，如果監管部門常常受一些學者意見或者多數投資者的意愿和意見所左右，并試圖對市場采取相機管理的積極干預策略，那么，結果很可能是“羊肉沒吃到，反惹了一身騷”。

5．房地產風云

如果說2007年最值得人們關注并可能留在國人記憶中最深的事情是中國股市的飆升和跌宕的話，那么，2007年全國各城市房地產價格也是一個緊隨其后的熱門話題。之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為中國的房地產這些年已經迅速成長為一個巨大產業，以致于在2006年中國房地產的開發投資已經占到了GDP的10％，而是由于房地產價格的漲跌，已經牽涉到千家萬戶中國城市居民的直接利益。根據易憲容的一項研究，2004、2005和2006年，全國房價上漲分別只是9.7%、7.6%、5.6%，進入2007年，國內城市的房價上漲則一浪高過一浪，一、二、三線城市房價齊聲上漲。于是，如何控制飛速上漲的房價，則成了2007年舉國上下此起彼伏的一個熱門話題。
到底如何才能控制房價？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當一個城市房價快速上漲時，該城市的政府應當迅速增加土地供給。這當然要看當地政府是否真正想要控制房價，或者說給政府要房價降溫的決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賴賣地收入滿足其資金需求，他們降低房價的措施就很難有誠意。如果不允許地方政府舉債，地方政府穩定房價的政策可能永遠只會停留在口頭上。也有不少人主張，降低城市房地產價格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開征1％－2％的房產稅（property tax）。2007年11月，深圳政府開征了城市土地使用稅。果不其然，據說深圳的房價最近確實下降了許多。面對近些年爆漲的房價，各城市也在推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經濟適用房”。但是徐滇慶的研究發現，近年來，政府的限價房政策和推出的經濟適用房措施，都舉步為艱，完全沒有按照政策設計者的意愿發展，且幾乎沒有得到什么好評。民眾還抱怨限價房質量低，位置差，價錢并不便宜，老百姓仍然買不起。況且，即使個別城市建造了一些經濟適用房，仍然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且在經濟適用房的分配環節上，還屢屢出事。由此徐滇慶認為，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實在是亂象叢生：為了抑制房價暴漲，政府今天出臺一項措施，明天再推出一個政策，但房價就是控制不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民間學者秋風認為，談到房價上漲，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產商，先是說房地產開發商哄抬價格，現在又說開發商囤積土地。媒體報道說，很多房地產開發商大量囤積土地，更有一些開發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遲開發。據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就是這樣失靈的。那么，為什么一些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囤積土地？秋風認為，在近些年的中國經濟格局中，土地價格上漲帶給開發商的收益遠遠大于開發房屋再出售所獲得的收益，這個時候，開發商當然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積土地。根據這樣的邏輯，假如房屋價格上漲速度很快，則開發商會傾向于拖延開發進度，或者拖延房屋銷售進度，這樣就可以坐享土地價格上漲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壟斷開發用地供應的制度下，所有人都會形成土地供應日益短缺的預期，因而也相信房屋價格必將無窮盡地上漲，地價當然也會持續上漲。這樣一來，時間本身就給開發商帶來了豐厚利潤。于是，最聰明當然也是最有權勢的開發商，干脆連開發的事情都不去干，而是囤積土地，靜等其升值。同樣沿著這條思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李華芳研究員指出，一些開發商遲交樓盤和捂盤惜售等因素，會造成房子的供應量減少，從而抬高房價。他也認為，在供給上，政府作為唯一的土地供應者，造成土地一級市場是事實上的壟斷市場，因為，被征地的農戶無法參與討價還價的過程。這種土地制度的結果是，在農民收入減少的同時，卻無法負擔日益高漲的房價。出現這種局面，除了落實農地產權之外，恐怕別無他法。

6．社會收入分配問題

2007年，引起全社會較為關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正如中國社科院的劉小玄教授所言，近些年來，關于收入不平等的話題被炒得紛紛揚揚，不少人指責市場化導致了收入不平等，紛紛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辦法來解決問題。然而，對這個問題較有洞見的學者則發現，造成目前中國社會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不是在于政府在社會收入分配上做得太少了，恰恰相反，是在于政府控制了過多社會資源，同時通過各種不公平的交易機制去交換或獲取民間的個人資源，從而能夠在一般性的政府稅收之外，再次或多次從這些資源交易中獲取民間的轉移收入。沿著這一思路，劉小玄認為，解決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要擴大政府分配資源的權力，而是要減少政府占有的資源份額，盡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稅費，盡可能擴大民間資源占有率，將壟斷資源的所有權分散化，以形成多元化的市場格局。由此劉小玄認為，政府不能把什么資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是要通過“輕徭薄賦”的利民公共政策，逐步把社會資源占有權放開，還權于民，形成以民間的龐大中產階級占有主要社會財富資源的格局。他還認為，這是一個和諧穩定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也應當成為政府采取的長期發展政策。
針對中國目前社會收入分配中的種種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的研究也發現，在21世紀開始的時候，中國已從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變成一個相當不平等的社會，在131個有數據可查的國家中，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排在第90位，只有41個國家的收入分配比中國更不平等，這些國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他的研究也發現，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期待不算高，只有約75％的民眾希望政府拿出行動來降低收入差距，但這高于一般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美國的這個比例不到中國的一半。既然中國民眾對不平等的容忍度相對較低，政府在處理不平等問題時應該采取一種如履薄冰、時不我待的態度，而不是繼續執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
目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平已成了舉世公認的事實，原因在哪里？2007年，在中國學界所進行的一項極其富有理論和現實意義的研究就是王小魯博士對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間的關系的研究。王小魯的調查研究發現，目前中國社會內部的灰色收入，高達4~5萬億。這天文數字般的灰色收入，主要來源于五個渠道：行政審批、金融腐敗、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收入?；疑杖?，無疑是造成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且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一個主要原因。正是通過一些灰色收入，造成了一批當今中國社會中的富人。據此韋森認為，目前在中國社會中真正富的人，私人企業家可能只是其中的少數。真正的富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著權力或這樣那樣直接、間接與權力有關的人（這些人中當然也有些變成“企業家”或大公司的“老總”）。這也恰恰是人們對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因之，當今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存在收入上的“不均”，應該是常態，但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導致人們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差異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說是發財致富的機會不均等，參與市場活動的權利上有差異。人們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差異原因上的“不公”，才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迅速富起來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顯然又與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有關。因此，要真正解決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繼續拉大的問題，關鍵還是要啟動并漸進性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民主與法治政制建設，從而真正深化市場化改革進程。要達致這一目標，首先當做的事，還是要進一步減小政府行政干預與操控經濟的范圍和權力，以期用真正能進行違憲訴訟的憲法和相應的行政法，來規約束住政府公務員任意干預市場過程的自由裁量權，并進而加強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和制衡。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堵塞權力尋租的渠道，從根子上切斷那些與權力有關的人的“隱型收入”和“灰色收入”來源。同樣根據這一思路，張曙光教授則認為，反腐敗是改變我國分配模式的關鍵。從社會政治權力的公平、經濟機會的公平和經濟結果的公平三個角度來分析問題，張曙光認為，中國社會現狀確實有經濟結果的不公平，但社會矛盾的焦點更多的是集中在前兩種尤其是經濟機會的不公平上。張曙光認為，過多的行業壟斷，過多的行政審批，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經濟決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執法、行政領域里的腐敗行為，法制不健全和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萬萬的尋租機會，是現階段中國社會中經濟機會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根據有學者估計每年因貪污腐敗造成的占10%左右GDP總量的經濟損失這一判斷，張曙光認為，從反腐敗的角度來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并不會損害效率，反而會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

7. 醫療體制改革

2007年，在媒體中經常討論的另一個話題是醫療體制改革。由于這個問題將牽涉到千家萬戶家庭和數萬醫療衛生單位以及制藥業的利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自然引起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2006年9月，國家醫改協調小組成立。這個醫改小組，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由衛生部，財政部等11個部委所組成，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發改委主任馬凱和衛生部部長高強任雙組長。為了穩妥啟動衛生體制改革，國家醫改協調小組委托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和其它研究單位分別提出了9套醫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盡管這個醫改協調小組一再放風說，新的國家醫改方案將在年內推出，但到此稿發表時，仍然沒有見到任何影子。這說明醫療體制改革問題十分復雜，且各方的意見差異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糾纏“博弈”，導致了在中國醫改方向上目前仍舊是“煙霧重重”的態勢。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說，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顧昕曾透露，“從今年5月30日八套醫改方案在釣魚臺國賓館秘密‘過堂’以來的幾個月中，各方的激辯簡直就像‘一鍋粥’?！?BR>在9套醫改方案中，據說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較為中央醫改協調小組的官員們所重視。李玲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創造了連續高速增長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但是經濟增長并沒有直接帶來人們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僅增加了3.8歲，遠低于其他國家的增長。雖然衛生總費用、人均衛生總費用增長很快，可醫療衛生領域仍存在很大的問題，是老百姓最不滿意的部門之一。2005年8月9~11日,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央視資訊進行了對醫療體制改革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0%的民眾對中國10年來醫療體制的變化感到不滿意。世界衛生組織 2000年對全球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進行了排序，中國被排在188位。在這樣的態勢下，醫療體制改革，看來是個無法回避的必然趨勢。但是，如何改？向哪個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根本性的差異。從總體上來說，在醫改方面，存在兩條思路：一種思路是市場主導型，另一種思路是政府主導型。從世界各國的情形來看，美國是全球最市場導向的醫療衛生體制，醫療衛生的供給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場來決定。在美國的醫療體制中，除嚴格的監管外，政府只負責為窮人、老人醫療買單和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市場主導型醫療體制的結果是，醫療服務越來越好，但醫療價格也越來越高。政府主導模式的醫療體制的典型的是英國和加拿大。在英國實行的是全民醫療服務體系，公立醫院由政府全額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費的。有錢人需要特殊服務，可以到私立醫院去。在這種模式下，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普及面廣。根據這兩種劃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團隊主張未來中國的醫療體制應采用政府主導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則強烈主張市場導向的醫療體制改革，并在媒體上連續發表文章推介“江蘇宿遷醫改模式”。所謂“江蘇宿遷醫改模式”，據悉是為以賣公立醫院為契機，把辦醫者和管醫者分開，把醫療服務與公共衛生服務分開，把醫療服務機構與衛生防保機構分設。這也就是著名的宿遷醫改的“三分”準則：“管辦分離，醫衛分策、醫防分設”。據周其仁講，在實行“放出來的醫療服務市場”而同時政府只堅守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醫改之后，宿遷地區政府增加了用于醫療保障的開支，特別是完成了90％農村的新農村合作醫療覆蓋，并適當提高城鎮職工醫保的水平和覆蓋范圍。對于這種模式，周其仁認為具有普遍意義，因而堅持他的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醫改方向。
除李玲和周其仁兩人所提出的兩套完全不同的醫改方向外，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顧昕則認為，在未來的醫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進醫療衛生事業的社會公益性，而非自身成為醫療衛生機構的主辦者?？紤]到“以藥養醫”是促成醫療價格虛高的“幕后推手”這一現象，顧昕認為，采取“全民醫?！?，就可以終結這種不良格局。根據顧昕的劃分，目前的“新醫改”方案大體有三條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醫藥價格；二是改革醫療機構，強化其社會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醫?！?。顧昕認為，第一種治標不治本，第二種容易退回計劃經濟老路，只有第三種，才是“新醫改”的出路。按照顧昕自己提出的醫改思路，“民眾參加醫保后，大多數看病的錢都匯集到醫保管理者那里，醫保管理者就擁有了強大的購買力，從而可以同醫療服務提供者討價還價，用市場手段降低醫療費用”。顧昕還提出，在這種全民醫保的醫療體制中，“病人先墊錢治療，事后到醫保報銷，這無法解決困難群眾看不起病的問題，他墊不起那個錢”；“病人到醫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費的那部分，醫保報銷部分則直接由醫保向醫院預付、劃扣。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群眾之急”。顧昕具體建議道，要進一步提高醫保報銷比例，使群眾自付費部分降到20%左右。據悉，在提供新醫改方案的9個機構中，有7家對全民醫保方式表示贊同。由此顧昕認為，全民醫保形成后，向醫療衛生機構支付醫療費用的老百姓就轉變成了醫保機構，這種付費方式的轉變，可促使醫療機構重視藥品性價比，同時醫療機構就可以自主決定醫療服務價格，而達到醫療服務真正的市場化目的。
眾所周知，中國醫療改革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弊端，是藥價太高和醫院以藥養醫的問題。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的藥價這樣高？為什么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在醫療衛生市場上就失靈了？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員朱恒鵬的調查研究發現，這里的關鍵問題還是一個醫療體制問題。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國醫療衛生體制中，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價格越高的藥，越好賣。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怪現象？被扭曲的中國衛生體制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鵬的研究發現，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格局中醫療行業的兩個顯著特征：需求缺乏彈性和信息不對稱。一旦遇到壟斷性的市場結構，這兩個特征就會導致“價格扭曲”。朱恒鵬認為，我國政府的對醫療行業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醫院壟斷地位。這主要是因為國家出臺的藥品分類管理明確規定“處方藥只能由醫院賣”。在我國，公立醫院控制近50％的醫療市場。在此格局中，一方面，處方藥只有醫院能賣；另一方面，不管公費醫療，還是醫保，都必須到醫院去。這結果就導致現在醫院賣80％的藥，并且有些藥只能去醫院買，想報銷也只能去醫院。醫院由此便獲得了壟斷權。朱恒鵬還認為，就藥品而言，現在醫院是“雙端壟斷者”：一方面壟斷買方，另一方面壟斷賣方。有了這樣的壟斷地位，一方面醫院可以對藥廠說：“處方藥你必須賣給我”；另一方面它又可對患者說：“處方藥你必須從我這里買”。當然，醫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從道理上說，醫院本身既能抬高藥價，也能抬高醫療服務價格。但是，我們國家實際情形卻是，醫療服務價格被政府管制人為壓得很低，那醫院不靠藥價，又如何存活下去？結果，醫院只能靠多開藥和開高價藥來賺取利潤。沿著這條思路，朱恒鵬發現了目前醫療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想醫生收入提高，醫療服務價格提高，醫藥價格下降，衛生局長、藥房的人這樣的醫務人員之外所有行政人員的收入都要降下來。藥檢局、發改委的權力也要降低。朱恒鵬認為，現在醫療改革的實際問題，并不在于沒有可行的辦法，而在于這些辦法都不能被通過。

8．環境污染與治理

到2007年，中國的經濟社會改革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一個越來越受國內國際各界關注的問題是中國迅速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國的環境污染，表現在許多方面。除了時?；\罩在北京和一些工業大城市上空的“污云密布”的大氣污染外，進入2007年以來，各地陸續爆發一些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如何應對這一嚴峻局面，就成為擺在中國政府決策者案頭的最現實挑戰之一。2007年在環境污染問題上所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太湖，這個流傳著無數人文傳奇、滋養了最為富庶的民眾的中國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發藍藻危機。另據《財經》記者的報道，從“母親河”黃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一樣無處不在”。實際上，這兩條河流的命運也許更加灰暗，因為水資源的匱乏和到處肆虐的水污染，像“雙頭蛇”一樣絞殺著它們曾經有過的勃勃青春。即使雨量充沛、人類活動相對較少，從珠江口到上游地區，從并不遙遠的過去、現實到并不遙遠的未來，水污染的陰影也無處不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周生賢在審議《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發言時，曾引用了這樣一組數據：2005年，在全國七大水系（珠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以及松花江）的411個地表水監測斷面中，有27％為劣Ⅴ類水質，即基本上喪失了使用功能。2006年，雖然七大水系劣Ⅴ類比重稍有下降，為26％；但在全國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達28％。水污染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多大損失？根據《財經》記者的報道，水利部有資料顯示，20世紀末，中國污水灌溉面積比20世紀80年代增加了1.6倍，當時已有1000多萬畝農田受到重金屬和合成有機物的污染。其中，被鎘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個省區。根據2003年中國的有關數字，世界銀行有報告估計道，僅污水灌溉一項，就直接導致每年約70億元的農業經濟損失。世界銀行的報告還指出，對于漁業，水污染的危害更加顯著。隨著養殖水體的水質惡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質往往會導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報告估算，根據2003年的數據，中國漁業損失金額約為40億元人民幣。除直接經濟損失外，水污染帶來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過去20多年來，不少中國學者一直致力于對癌癥發病的環境機理進行研究，研究對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蘇、山東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經發現，如果人體長期接觸或者攝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學污染物，比如砷、硝酸鹽等，都會顯著增加多種癌癥的患病機會，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導致肝炎爆發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終導致肝癌的發生。 2003年衛生部進行的全國健康調查顯示，僅在農村地區，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萬多人；即使根據保守估計，其中也可能有超過5萬人死于因水污染導致的癌癥。一些激進的估計甚至認為，這個數字會達到20萬人之多。
中國環境污染的關鍵問題到底在那里？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又在哪里？秦暉的研究發現，在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問題上，似乎存在一個“尺蠖效應”：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有利于權勢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走。用孫立平的話說：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卜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們]得”。
2007年爆發的水污染問題，也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這樣的著名經濟哲學家的注意和重視。根據藍藻在太湖大面積爆發而導致無錫缺乏可飲用水的報道，汪丁丁從道德哲學的思辨維度告誡世人：面對環境問題，人們必須行動，必須為犧牲環境所換來的便捷性而懺悔。每一個人，在未來十年有意愿行動起來保護地球的每一個人，他們參與的是政治運動。當地球與人類的生存成為問題時，不能解決這一緊迫問題的政府，將喪失合法性。
2007年的太湖藍藻爆發和無錫水危機，警醒了國人，也使人們意識到了當今中國水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如何進一步行動？2007年6月底溫家寶總理在無錫主持召開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止座談會。國家環?？偩志珠L周生賢在“全國湖泊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上也稱：“要下大力氣、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堅決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質惡化的趨勢，全面開展對湖泊水環境整治的攻堅?！敝?，太湖流域的江蘇周鐵鎮便成了“鐵腕治污、重建生態”的重點突破鎮。這一輪“運動”一開始，周鐵鎮的5名官員由于太湖排污監管失職被處分，而該鎮22家化工企業列入關停行列。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后，青年學者李華芳認為，“鐵腕治污”或可以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增量，但對于存量并沒有任何改進，更不必說修復生態環境了。其次，“關?！币坏肚兄?，對當地的就業產生不利影響。周鐵鎮最先關停的一家企業有130多位工人，月薪在1300元以上。這些工人如何安置是“關?！敝蟛坏貌豢紤]的問題，否則，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這意味著一個地方的發展必須要平衡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和環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李華芳最后指出，太湖地區藍藻的治理，環境的修復，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術誤區、制度誤區、意識誤區”外，還需要做好長遠打算。

9．政府財稅收入飆升

在2007年，除了太湖藍藻大面積爆、無錫水危機發這樣令人震驚的新聞事件外，牽動數千萬家和億萬人神經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政府稅收急劇增加的問題。接著，稅收突然成了舉國上下所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稅收問題之所以引起媒體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并不是因為網上傳出在全世界各國“稅收痛苦指數”排名中中國連續幾年排全世界的前三甲，而是因為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最近頻繁調整一些稅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財政部就通過新華社突然宣布將證券印花稅稅率從1‰調整為3‰，從而使國家財政收入單從此一項調整就能增收3000多億元；2007年6月11日，國稅局又通過新華社公布宣布，從7月1日起，中國將實行新的車船稅繳納制度，繳納稅額將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據2007年6月15日《東方早報》記者報道，權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國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資源稅稅率，上調幅度將至少1倍。同樣從2007年7月1日開始，國稅局從7月1日起取消出口退稅制度，這無疑又影響到大量一些微利的出口企業的經營與生存。在國稅局和財政部一系列的增加稅收和政府財政收入的舉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竟出現了幾乎創歷史記錄的31.4%的增長速率。財政部和國稅局的這一系列動作，影響到當今中國的千家萬戶家庭和企業的直接利益，于是，政府稅收問題和財稅體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中國報刊媒體中經常出現的醒目標題。
2006年12月，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在《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無聲的納稅人”的啟蒙文章。在這篇長文中，李煒光指出，在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格局中，強勢政府、弱勢民眾的格局任誰也無法改變。面對重要的、涉及千百萬人民群眾利益的數千億甚至數萬億的稅收問題之類的大事，我們的自稱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在討論國家預算時幾乎是一片寂靜無聲，而多數學者竟也選擇了當啞巴。李煒光認為，稅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為征稅方的國家（政府）和納稅方的納稅人合作和互動的關系。但是，多少年來，以往我們看到和聽到的，更多的是來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聲音，而另一方則一直沉默不語，幾乎是一片寂靜。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的中國還是一個“無聲的中國”。要改變這一狀況，李煒光認為，關鍵還在喚起國人的“納稅人意識”之覺醒。作為一個財稅問題專家，李煒光在這篇長文中從稅的實質是什么，通常人們所說的稅收“三性”（即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是否成立，什么是“納稅義務人”，納稅人交的稅到底是國家的還是納稅人的，稅收反映的是“權力關系”還是“債務關系”，我國憲法在稅收問題上明顯的欠缺是什么，納稅人必須擁有哪些基本權利等方面，對稅收和我國現行財稅體制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和獨到的分析。他的研究發現，到目前為止，我國官員們所能理解的政府與納稅人的關系，還是“支配”與“被支配”、“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我國納稅人所理解的稅收，還是停留在“皇糧國稅”的水平。改革開放快30年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長進實在有限。在稅收問題上，目前我們國家的情形是幾乎全部都是政府自說自話，整個決策過程沒納稅人的什么事，只有聽招呼的份兒。由此李煒光認為，從憲法制度上改革我們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迫在眉睫。它主張，要通過憲政民主政制的建設，使公民納稅不單單是一種向國家盡義務的過程，更是法律對公民作為這個國家主人的身份的確認——因為，與義務相對的不只是權利，還融合著納稅人的責任、使命、尊嚴和榮譽。一個不尊重納稅人權利甚至不知道納稅人權利為何物的社會，是永遠不可能造就出自覺守法的納稅人來的。讀過這篇文章后，韋森在自己的博客轉載這篇文章時曾推薦說：“李煒光教授的這篇文章，每一個識字的中國納稅人都應該花點時間認真地讀一遍?！?BR>實際上，韋森也在2007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從“稅收法定”的基本原理的視角對中國的財稅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分析。韋森認為，把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以及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最輕這三個問題結合起來看問題，我們就會知道，真的是到了從根基層面上反思我們國家的稅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之問題的時候了。從目前的稅收制度看我們的財政和整個政治體制的現行安排，就會發現，目前財政部或國稅局可以不經人大討論和中國特色的“聽證會”而自己決定征新稅種和提高稅率，這樣的做法顯然與現代社會中的稅收法定主義的基本原則不相符。因此，明確國家的稅收立法權，使國家的稅收收入和財政支出規模等均由人大通過的法定程序加以規范，從而使納稅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目前來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近些年政府稅收急劇膨脹和中國稅制的基本問題，不但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關注，實際上也是今年兩會期間人大和政協代表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赌戏蕉际袌蟆?007年3月發表的一篇社論曾指出，中國未來的稅制改革，須以憲政原則為基礎。具體說來，中國需要一場深思熟慮的全面稅制改革。這種改革須突破單純財政視野，要通過調整稅制、完善財政制度，為稅建立堅實的政治基礎。此一改革需以關于稅的憲政原則為基礎，它至少包括：第一，任何稅都必須以國民的同意為唯一基礎。第二，所有稅收收入之支出，同樣需經過人民代表的同意。第三，稅只應用于供應人民所需要的公共品，而不應用于調控經濟、調節收入差距、調節產業結構等等。第四，稅只應當用于私人及社會確實無力供應的公共品的供應，并不是稅越多社會就越發達，也不是政府干得越多就越好。
在中國稅收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據熊彼特提出的“稅收國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預算國家”概念，王紹光認為，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條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從“稅收國家”向“預算國家”的轉變。要完成這一轉變，關鍵要達致以下兩點：第一是“財政統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統到一本賬里，而不是有兩本賬、三本賬，這樣才能確保預算是全面的、統一的、準確的、嚴密的、有時效的。第二是“預算監督”，即代議機構能監督政府的財政收支，確保預算是依財政年度制定的、公開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準的、事后有約束力的。王紹光還進一步提出，要達到這兩個標準，要確立這兩個標志，邏輯上我們可以推想出有三種向“預算國家”轉型的可能途徑。第一是先有財政統一，后有預算監督；第二是財政統一和預算監督交替推進；第三是先有預算監督，后有財政統一。歷史上，法國、英國、美國正好分別走上了這三條路。接著，王紹光還深刻地指出，稅收固然重要，預算也很重要。預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個“看不見的政府”變為一個“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沒有一本賬，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監督，它就是一個看不見的政府。一個看不見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讓它看得見：要讓它看得見，它就得有一個統一的、受監督的預算。

10．法治中國與中國經濟

既然中國政府近些年稅收和財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長，以及目前中國財政預算中的種種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個財稅體制問題，而是與我們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關聯，那么，稅制改革，就與我們的法治和憲政民主建設問題密不可分了。2007年，中國經濟學界的一些人士與法學界和政治學界一起，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討論。2007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回顧性的文章，盤點中國的“依法治國”十年，追溯了在近10年中中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的一些進展和事件。許多專家認為，所謂依法治國，重在依憲治國。要樹立法律的權威，關鍵在樹立憲法的權威。建立憲法實施監督制度，已經刻不容緩。
到了2007年10月份，在十七大召開之際，《財經》雜志又邀請了四位法學界的專家，分別從“國家正義”、“依法治權”、“權利保障”和“程序正義”角度，探討中國“依法治國”的前景和方向。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馬懷德教授指出，中央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方略，已經有十年的時間。這十年里，依法治國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法治實踐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中國近幾年來法治觀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維權”意識的提高。他認為，法治建設，尤其是依法治國，其核心應該是“依法治權”。再明確一點說，就是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馬懷德論證道，因為“法治社會”首先是政府要守法，如果政府還處于法律之外，享有特權，不接受司法的監督，不接受立法的規制約束，法治國家的理想最終都難以實現。中國著名的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江平則提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社會，一個方面是制約和規范公權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權利的保障，且這兩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江平教授還尖銳地指出，在現階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關鍵是真正落實憲法規定的新聞、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只有真正實現了公民權利的保障，依法治國、法治建設的成效才能真正體現。
在發表在《財經》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季衛東教授也指出，盡管近10年來中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事實上，中國的法治成就近年來在某些方面較之前還有所退步；而東亞的五個國家和地區（新加坡、日本、香港、臺灣以及韓國），2005年時其法治成就便在世界范圍內名列前茅。這意味著法治在中國具有緊迫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行性。因此，季衛東認為，造成目前中國制度改革停滯的主要原因，在于“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由于法治和民主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講法治，講依憲治國，自然也牽涉到民主政治的建設問題。在這方面，經濟學家陳志武在一篇訪談中，曾道出了他的以下事實，在世界上的180多個國家中，沒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無幾。民主作為一種制度不只在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膚色、人種、文化、信仰和傳統，差不多各國都采用了某種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說明這種制度的適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種或文化差別。所以，中國也必須邁出這一步。陳志武指出，今天中國也的確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時候了。從實際利益看，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只是在5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于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時，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萬兩銀子，還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當年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陳志武還尖銳的指出，明清時期的的朝廷的確糟蹋不了什么東西，充其量幾千萬兩銀子?？墒?，當今治國的情形就不同了。雖然現在一年的政府的財政開支4萬億，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很欠缺，行政開支、形象工程占絕大頭，花在國民福利上的錢只占小頭。為什么是這樣呢？歸根結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對政府預算的問責機制。在財政預算不透明又沒有公開聽證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當然不會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國人大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對行政權力沒有任何問責。在此情況下，腐敗盛行，社會不公，地區間、城鄉間以及不同群體間收入機會不平等，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怎樣才能走向憲政民主？與法學家江平教授的看法相若，陳志武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首先要做的是放開新聞媒體，這是成本小、見效快的最好辦法。陳志武認為，民主政制的核心目的有兩個，第一是監督問責，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匯總起來。他提出，目前中國走向民主政治可能的路徑應該是兩方面同時進行：其一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黨內一人一票選舉，一步步積累經驗，再逐漸擴大到全民；其二是繼續基層選舉，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會的民主政治。
與近些年陳志武的一些見解大致相同，韋森近些年來一再呼吁，隨著改革開放后市場機制的逐步生成，中國確實是到了認真考慮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和憲政民主建設的時候了。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年初，韋森曾提出，盡管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制建設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目前人們對現代經濟社會中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理解還遠遠不夠。法治是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保障，這一點目前已經為學界和社會各界的大部分人所認同了；但是，對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創造國民收入和社會財富這一點，可能大多數人還沒認識到，其中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據韋森說，世界銀行200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報告《國家財富到底在哪里？》。該報告綜合分析全球 120 個國家的財富構成基礎，最后發現，國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資源所占比例越低，無形資產所占比例越高。通過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財富構成差別的原因，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在決定一個國家的無形資本份額大小的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為了量化法治對一國財富創造的影響，世界銀行的這一研究特別設計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數，用以評斷一國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對該國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法治程度可決定一國 57% 的無形資本價值。因而，一國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財產權保護越是明確、政府運作越是順暢，整體財富價值也就越高。由此，韋森用一種“隱喻”的說法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創造GDP”?；谏鲜雠袛?，韋森提出，法治創生GDP，應該與“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命題一樣，成為每一個人都應該知曉的道理?；谏鲜稣J識，在2007年的一系列專欄文章和學術文論中，韋森一再呼吁，在中國經歷了近30年的經濟社會改革的今天，建設具有憲政民主政制架構的法治社會，已經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刻不容緩的一項社會任務了。在《南方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韋森還從政治學的角度對民主與法治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做了一些通俗的解說。他認為，“民主”說到底并不如人們照字面意義所理解的“人民當家作主”那樣簡單，“法治”也絕非意味著是國家和政府用法律手段來治理住了社會和老百姓。民主與法治，首先是對政府自身及其公務員行政權力及其范圍的約束而言的，或者簡單說來，民主與法治是人民大眾有效約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圍和政府官員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一種有效的社會機制。正是有了民主和法治，政府行為和政府官員的行政決策才能真正被置放在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和制衡之下。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與法治，才能構建出消除絕大部分政府公務員腐敗尋租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達致一個民主法治下的和諧社會

11．簡單的結論

通過對上述當今中國10個熱點經濟社會問題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發現，2007年，既是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一年，也是中國思想界和經濟學界繼續解放思想和提高認識的一年。經濟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人們的思想認識也在提高，國人的法治和民主意識也正在覺醒。整體看來，2007年的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是一個既有著自身巨大經濟成就和又有著種種社會問題的一個穩態的封閉體了，而是把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文化、歷史和傳統內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個急劇轉型中的開放體系。西方一位當代左派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曾指出，在一個現代社會體系中，“不是經濟嵌入到社會關系之中，而是社會關系被嵌入于經濟體系里”。用波蘭尼的這一見解觀察中國社會，將會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國，正如波蘭尼所言，顯然已不再是經濟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而是社會關系已經被嵌入進經濟體系里了。但是，這能否說當代中國已經步入了現代社會——或言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這我們還說不準。但是，中國社會已經市場化了，對于這一點我們已確知。今天中國社會深層的問題在于，社會的市場化，對我們的法律、政治、社會、文化體制均意味著什么？人們對這一問題好像還沒有多少思想準備。經濟的市場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識不到這一問題，我們可能還要“交學費”。在當今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就與復雜的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一個“后計劃經濟”社會自身的市場化，既自發蘊生著經濟增長和制度演化的內在沖動，也顯然潛含著進一步思想轉變與制度變遷的巨大張力。因而，只有從一個開放的、過程的、歷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綜合視角來審視“經濟中國”，也才能開始理解中國的經濟、制度與社會。

（文章來源：2008年元月2日《文匯報》第10版，題目被編輯改為： “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中國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