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環保制度建設談點個人看法

數度掀起“環保風暴”收效甚微、政府及職能機構面臨國內外輿論壓力與日俱增、環境污染持續加劇生態危機波及社會穩定之現狀，促使環保部門另辟新途，試圖從制度建設環節尋求減緩生態危機之出路。

作為嘗試，最初欲推行“綠色GDP”考核體系，因與現有國情——發展系第一要務（不能簡單言錯）直接沖突，被地方視作好高鶩遠的一廂情愿。頗可貴——環保部門不氣餒，繼而在去年下半年與銀監會合作，推出“綠色信貸”試點，本月18日，在爭取到保監會支持后，又續推“綠色保險”試點。

所謂“綠色保險”，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行政法制手段，強迫那些高污染行（產）業內的“高危企業”購買環污責任保險，一旦污染引發生態危機（譬如前些年“松花江污染”），針對污染受害方的賠償由保險公司出資埋單或部分埋單。如此做法在發達國家已相對成熟，就事論事，將其引入國內逐步推廣理所應當，相當于在現有賠償渠道（譬如政府或肇事企業）之外，新辟一條以社會化途徑解決賠償資金的渠道。因而，先不計日后之效果，單就環保部門探索進取之態度，社會輿論當予肯定。

“綠色保險”試點一經媒體公布，輿論紛紛予以關注，作為“公民表達”，各報新聞評論已刊發不下百篇，網上跟貼無以計數。我有選擇地瀏覽了其中若干評論，發現有兩種意見具有傾向性：一種意見對“綠色保險”盲目看好，另一種意見則懷疑至上，情緒化因素過于濃烈。我以為，從認識論到方法論，兩種意見都把復雜的環保問題簡單化了。新聞評論也講時效性，以此為標準，本拙文已屬“馬后炮”，但我仍想結合“綠色保險”，就環保制度建設談點個人粗淺看法：

立足于發達國家數以百年計的環保制度建設，其路線圖大致如下：產權環保先行，法制環保緊隨，經濟政策杠桿相伴，企業社會責任倫理及公民環境教育相輔相承，從而形成一個成熟有效的環境保護制度體系。眼下發達國家普遍推行的諸如“綠色保險”之類的做法，就制度建設的歸屬，系經濟政策杠桿范疇，同時亦將這類經濟政策法制化，以增強政策剛性。這方面，以老美的“污染法律責任保險”最為典型。其污染責任保險作為環境保護法的配套子法規強制施行。不僅如此，老美的污染責任保險，不僅適用咱國家正開始試點的賠償范圍，還適用于污染企業自有排污場地的治理責任賠償.....

受國情制約,咱國家迄今環保制度建設路線圖殘缺不全還在其次，更大的致命傷在于環保制度建設的路徑順序相對于國外是顛倒的。假如各位看官中有關注國內環保多年者，你不會不看到，國內環保始于教育引導，然而才是頒行法制，進而借助于經濟政策杠桿......至于整個環保制度建設最為關鍵的基礎性步驟----產權環保，恰恰屬于最大的薄弱項。這種致命的先天不足，決定著國內環保制度建設直至整個環境生態的改善，注定要比產權制度清晰成熟的國家支付更高的代價。

何為產權環保，東北師范大學有兩位教授做過較深入的介紹和研究，限于篇幅我不作展開。我只結合國內工業領域的產權現狀作個通俗說明：假如重污染企業均為私企，限于一國之內（國際環保另當別論，譬如美國和歐盟在削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上持“雙重立場”），政府環境執法、經濟處罰等手段之行使，一定是鐵面無私的，容不得討價還價，外加新聞報道不受干擾，其山青水秀自可逐步恢復。國內情形正相反，大多數重污染企業恰恰系國家或地方的重點國企，其生產經營過程的企業責任倫理約束以及對國企領導層的任命、考評、監管約束，分屬于“兩張皮”，如是----問題的復雜化導致國外最有效的環保舉措一旦植入國內，說其南橘北枳也許過分刻薄，但執行過程打折扣實為正常，形同花瓶擺設也習以為常，難道事實不是如此么？

當然，國外也有國企，但數量很少，且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領域；當然，國內污染企業就個數而言，私企已占據大頭?？墒鞘中暮褪直持顒e，對“手心”寬容或難以執法，對“手背”咋可能真正施以“嚴刑峻法”，尤其在地方層面......何況工業化過程與環境污染是一對天然的“冤家”。

綜上所述，重新制定國內環保路線圖并無可能——這是歷史的宿命；環保部門的努力直得肯定和鼓勵，但社會的期望值不可過高；作為國外業已成熟的經濟政策杠桿，還包括環境保護的“轉移支付”政策，譬如本周日晚上從央視新聞聯播獲悉，北京市財政已嘗試向上游水源地張家口和承德支付“水源保護費”——即使此舉與北京奧運有關，但畢竟是方向之一。從發展的階段論----發展階段的不可逾越出發，以歷史大視野觀之，還中國以綠水青山，惟有深化改革持之以恒，以現狀判斷，這個過程恐怕非百年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