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常州

在中國眾多的地級市中，很難找到像常州一樣的城市對中國近代歷史影響那么深遠，也沒有哪座城市像常州一樣由于歷史上所轄縣的發展和行政區的調整最后卻成了一座中國最為悲情的城市，甚至在21世紀初還因“鐵本事件”成了國家宏觀調控的眾矢之的。作為中國近代變革思想的發源地和實踐者的常州，如今雖然也不乏創新思想和創新實踐，但似乎什么都想做，但最終什么都沒有形成核心競爭力，城市定位至今不明確?；仡櫄v史，展望未來，經濟全球化下的常州應該向何處走？

“務實創新”造就昔日輝煌

淹城遺址的重現天日，證明了常州的發展歷史不遜于蘇州，甚至還長于蘇州，只不過，蘇州的先哲們對后人留下的是可看得見的城池和供達官貴人玩賞的園林，這使得在改革開放的今天，蘇州反而借此成了吸引外資和世人注意力的“資本”。反觀與蘇州同樣歷史悠久的常州，雖然留下了最珍稀的精神財富，但由于精神財富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因此也就僅僅作為現時常州人茶余飯后的談資。在只重物質、不重精神的時代，常州屢次演繹的“悲情故事”也就不足為奇。
看歷史，早在2500多年前，常州就有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季札；1500年前，有“文學甲天下”美譽的常州，不僅出了齊、梁兩朝皇帝，而且蕭統編纂的三十卷《昭明文選》，集秦漢至當時詩文精華之大成，堪稱“總集之祖”；500年前，常州人陳濟主持編撰的《永樂大典》，則為中國第一部大百科全書。300年前，常州由于工商業、文化教育發達，更出現了影響后世，尤其中國進程的“常州學派”，以及文學領域的“常州詞派”、美術領域的“常州畫派”、中醫領域的“孟河醫派”；近現代的常州，如計算所轄“八邑”（無錫、江陰、宜興、武進、靖江、金匱、荊溪、陽湖），則中國各領域之高端，無一不現常州人。
最為可貴的是，在清朝“康乾盛世”之時，具有創新精神的常州人莊存與、劉逢祿等，就不為當時“盛景”所蒙蔽，以《春秋公羊傳》為工具、以今文經學為研究對象，在全國率先倡導“變易”思想，由此，“常州學派”不僅名聞天下，而且更重要的是跨越了地域限制，成為近代中國“變易”思想之鼻祖，以至浙江杭州龔自珍、湖南邵陽魏源、廣東南?？涤袨槎急缓笕藲w納為“常州學派”代表人，由此，也才有了后來的戊戌變法。國難當頭之時的常州人，不僅有創新的思想，更有創新和追求民主進步的行動，由此，只有常州城（當時只有20多萬人口）才同時走出了中共早期真正追求理想的三位杰出領袖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而需要指出的是，能稱得上做學問、且留下數百萬字“大家”的中共領袖，可以說瞿秋白是唯一之人，且瞿秋白又是領導“三大起義”的總指揮；而追求民主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發生的“七君子事件”，其主要人員又都是常州人。
在工商業發展方面，常州（包括所轄“八邑”）是中國重要的近代工業的發源地之一。19世紀后期的洋務運動，不僅指導思想離不開“常州學派”，而且實干家盛宣懷就是常州人氏。盛宣懷既創辦了輪船招商局、郵電、礦業，還創辦了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和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時，江蘇實業家張謇的“實業救國”，也來自于“常州學派”的“變易”思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常州與無錫工商業的同時崛起，并率先成為江蘇乃至全國的兩大民族工業基地，更是“變易”思想在現實中應用的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后期，蘇南的本土企業為鄉鎮企業，而鄉鎮企業最發達的地區并不是靠近上海的昆山、太倉、吳江，而是錫山（現分為錫山區和惠山區）、江陰、張家港、常熟、武進（現分為武進區和新北區）五個縣級市。在這五個縣級市中，除了常熟和張家港南部外，大部分地區恰恰是原來的常州府所轄地區，而常熟和張家港南部作為過去常州府毗鄰地區，顯然也是“常州學派”波及地區，深受“常州學派”影響。如清朝末年常熟籍“師爺”翁同和之所以支持以“變易”思想為指導的維新派，不排除受到了“常州學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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