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北京

從很多指標看，北京都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它聚集了眾多人口，尤其是來自全中國的精英；除了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之外，它也是中國的金融中心、教育中心、科學與學術中心、文化藝術活動中心，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高科技產業中心、貿易中心、重化工業中心之一等等。北京集一個城市所能有的幾乎全部榮耀于一身。但是，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假如北京不是首都，沒有權力現在給予的深度支持，北京還會如此榮耀嗎？正是權力因素可以解釋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就在離這個城市幾十公里的地方，存在著大面積的貧困。

北京是個城，不是個市

人們很順嘴地說城市這個城市那個，不過在中、外歷史上，“城”與“市”是兩類性質大相徑庭的聚居地。

一種人口與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聚居地是市，或者說市鎮。它們不是政府建造的，而是區域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發育到一定程度時自發形成的。市鎮是這個區域內的人們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合作、交換的復雜網絡上的節點。支持這些市鎮的是市場制度——哪怕是比較原始的，和市鎮自治制度。

相反，“城”是權力的構造物。在中國，自秦以來，城是各級政府治所所在地，通常有城墻保護。城的規模是按照政府級別等級劃分的，從京城、省城、到府城、縣城，不可逾制。因為城是權力建造的，所以，它可以完全與周邊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沒有任何關系，憑空而起。

中國歷史上，城與市一直平行發育。相對來說，城的數量是比較穩定的，而市鎮，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到明清時代有驚人發展。有人統計，清時全國有三萬多個市鎮。江南一帶尤其出現了大量與傳統集市大不相同的工商業市鎮，有商業、手工業、繁忙的交通運輸業，由此又形成繁榮的服務業，包括發達的金融產業。用著名經濟史專家趙岡教授的話說，某些市鎮“儼然是一個小都會”。

二十世紀以來，現代工商業發展，中國出現現代化之一個部分的城市化現象。由于政體發生變化，憲政制度初步建立，社會自治更加成熟，因而，此一階段獲得大發展的是市鎮，傳統的城也開始向市的性質靠攏。不過，二十世紀后半期，這一趨勢又有逆轉：作為權力全盤控制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有些傳統市鎮轉化成城，有些干脆被消滅了，因為根本不再存在自由市場和市鎮自治了。政府新建了一些工業城市，但這些城市與計劃經濟一樣，是權力自上而下設計的，與其所在區域沒有有機聯系。

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對城市的全面控制有所松動，私人工商經濟推動市鎮迅速發育。從鄉村的集市，到浙江的專業化小商品生產、銷售中心，一直到珠三角地區由原來的鎮發展而來的城市群。正是這些市鎮，成為私人經濟發育的節點。不過，這些市鎮在政府的眼里，卻不是法律、政治意義上的城市。在中國，只有經由政府審批，人口與工商業大量聚居的地方才能成為建制市，享受特定財政待遇，實行另外一套行政管理機制，土地才可用于工商業目的。而政府審批自有其傾向性。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突然出現大量市，就是將原來的地區公署所在地改成地級市。這些市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大量自發形成的市鎮卻無法成為建制市。

不管城與市整體上的歷史消長如何，除了被稱為“北平”的那二十多年外，北京一直是“城”的典范。北京從來不是經濟、貿易中心，它只具有政治上的“戰略”意義。興起于北方的蒙古人、女真人在此建都的意圖一目了然：進可控制中原乃至南方，退可固守漠北或東北。朱棣在此建都則是為了防御這些北方游牧部落。因此，北京城從來就缺乏“自生能力”，缺乏支持城市正?；顒拥娜肆?、財富和知識資源，這些資源都靠遙遠的南方供應，北京城獲得這些資源也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權力之汲取。

甚至可以說，當代的北京城，及其他建制市，比古代的城更偏離城市的自由自發性質。盡管古代的城是政府建造的，但并不禁止民眾自由遷入、在城內購置地產、投資商業活動。今天僵硬的戶籍制度剝奪了民眾的這種自由。作為建制市的城實行的是一種單向開放政策，資源只能流入，不能流出，勞動力可以流入，人口卻不能流入。人被要素化了，人完全被視為單純的生產要素，城市所需要的就是作為生產要素的人，而不是完整的人。這種制度安排導致城市幾乎難以發揮文明溢出效應。

北京城的封閉性

人們一向認為，城市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生產財富、更新知識、變革規則。如此高效率的城市必然具有正的外部性，可以向外輻射、擴散文明，帶動其周邊區域的經濟、交通、社會、文化等事業的繁榮，給城市周邊的人們帶來福利。

不過，當人們把許多普遍適用的常識拿到中國的時候，需要仔細辨析隱含的前提，才不至于鬧出笑話。城市具有溢出效應，至少需要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城市是在本區域經濟社會網絡上自發地聚集人口、資源而形成的；第二，城市是自由的，城市對周邊的民眾是開放的。這兩點在幾乎所有時代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在古代中國，城民眾也可自由遷入城中。但當代中國，城市卻普遍不具備這兩個條件。

有一些例外。在珠三角、長三角，人們都可以看到星羅棋布的市鎮群，大多數戶籍意義上的鄉村人口，也都卷入市鎮生活。這就是因為，這些市鎮合乎上述兩個前提：這些地區草根性私人經濟較為發達，市鎮正是在此基礎上自發形成的。因此，這些市鎮與周邊民眾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保持著有機聯系，人員、資本、知識的雙向自由流動，城市文明得以向外輻射。

不過，大量城市像北京一樣，城市文明并不具有可擴展性，因為，這些城市對外是封閉的。戶籍制度本來只是為了維護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特權而禁止鄉村人口向城市、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動。但在實際運轉中，這種制度必然也使反向流動不可能：城市的人力、資源、知識難以向鄉村擴散，大城市的人力、資源、知識也難以向小城市擴張

當然，北京城把當代中國的城市的這種封閉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北京作為中國最大的城，本來就不是自發形成的。今日京城的產業結構是依托權力形成的，以尋租為主要贏利模式，這樣的產業當然拒絕別人分享，不具有擴展性，周邊民眾根本無從參與到北京城的分工合作網絡中去。到北京郊區訪問一些農民就會發現，這里的人們談起北京來，就仿佛就談論一個十分遙遠的國度。

同時，北京城為了維持其福利優勢，也比任何地方更嚴厲地執行城鄉分割制度。政府在城鄉之間高筑壁壘，切斷了城內的人力、資源、知識向外流動的渠道。比如，農民建造房屋向城市人口出售，乃是城市文明向鄉村輻射的重要渠道，但北京政府為了保持政府對土地的壟斷地位，嚴厲禁止農民這樣做。這樣，生活在北京周邊，不能分享這個大城市的溢出效應。

因此，北京就成為一個繁榮與文明的孤島。出北京城幾十公里，就會進入一個“環北京貧困帶”，尤其以河北北部張家口、承德地區為甚。事實上，即便是在北京行政區內，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狀況，與內地其他鄉村地區沒有多大區別，仿佛北京城根本就不存在。唯一能讓想起北京城的，是各種殘存的堡壘，那是當年為了拱衛京城而修建的。

事實上，內地很多地級市，乃至于縣級市，都是具體而微的北京城，看起來很繁榮，但卻是對外封閉的。

北京城的“吸星大法”

不僅如此。城不僅不向外擴展文明，還汲取周邊的資源。它們不在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網絡之中，而在其之外、在其之上。

城從一開始就是某一級權力中心的治所，這些權力中心的運轉是需要資源的。這些資源當然不是靠平等的交換、合作獲得的，而是借用權力強制汲取的?，F代國家的權力范圍不斷擴大，城從外部所汲取的資源就越多。從某種程度上說，距離城越近，其對城的貢獻義務也就越多。

北京城是最高的集中性權力所在的城，正是借此地位，北京城成為貌似最繁榮的城市之一。這種繁榮至少依靠三圈資源供應帶來維持：

首先，全國性政府所汲取的資源天然地向作為首都的北京城傾斜。在一個權力集中地自上而下分配資源、權力本身又未受有限約束的社會，資源總是會按照權力的等級來分配，北京城是最高權力所在地，在這種分配中占盡了便宜。比如，北京集中了最好、最多的醫療、教育、體育、文化藝術資源等等。

其次，北京城可以借其政治地位要求其他地區貢獻資源，哪怕這種資源是本區域所匱乏的。這方面的典型例證是山西向北京城供水。山西的生態惡化就是全國有名的，而生態惡化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缺水。但從2003年到2006年，山西已連續四次向北京輸水，累計達兩億立方米。當然，現在仍然又不時向北京供水。山西當然不會自愿向北京城供水，但當下的權力體制向山西施加了犧牲自己、向北京城供水的政治義務。

最后，北京城作為北京這個直轄市的治所，從直轄市范圍內的鄉村地區汲取資源。比如，郊區的水資源被城市占用。還有一種變相的汲取資源的方式，即北京城為了自身的環境，而禁止郊區及周邊地區發揮其資源稟賦。比如，門頭溝區就不得繼續從事煤礦開采業，盡管這是這個山區傳統的產業。河北北部的人們也一直抱怨，本地工業幾乎完全不能發展，因為他們負有保護北京水源的義務，而北京為此并未給予補償。

可以說，北京城的繁榮不完全是內生的、自然的，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權力汲取資源而實現的。它的繁榮抑制了其他地方的正常發展，在北京城之外上百公里范圍內，再也沒有一座繁榮的城市。北京城的繁榮、文明，與其周邊地區形成強烈的反差，使之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化過程扭曲的一個標本。

北京由城變市的制度門檻

文明的擴展似乎總是伴隨城市化，但北京城所代表的當代中國主流的城市化進路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由此形成的城市是封閉的，甚至以強制汲取非城市地區的資源來維持其繁榮。如此扭曲的城市化根源是權力緊緊地控制著城市化進程。在具體的市場、社會環境中自發形成的市鎮演進為現代城市的前路，被法律、政策人為地堵塞。政府卻利用其權力建造了很多城，比如地級市，這些城市缺乏市場、社會網絡的支持，只能依靠汲取資源維系其繁榮。城市不僅沒有成為擴散文明的中心，反而成為壟斷文明的中心。

改變這種局面，使大量的城變為市，需要變革諸多重要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

最直接的做法是減少政府分配資源的范圍，或者對這種分配過程予以憲政控制，打破北京在分配過程中的特權地位?，F代政府總是會通過轉移支付、公共服務投資、重大工程投資等途徑分配大量資源，理論上，這種資源再分配應當按照公平原則進行，致力于縮小地區差異。但目前中國的公共資源分配制度卻很不合理，越是富裕地區得到的資源越多，北京當然最占便宜。北京得到的資源也主要投入城區，貧窮的郊區很少能夠得到。實現公平分配，需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憲政控制。

當然，阻止城市繼續汲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打破城鄉壁壘，確保人口、資源、知識可以在城市之間、尤其是在城鄉之間雙向自由流動。廢除戶籍制度不僅將使農民能夠流入城市，更能使城市人口流向鄉村。這一點，對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尤為重要。而城市人口流向鄉村，乃是縮小城鄉差距、推動鄉村生活城市化的捷徑。當然，為使鄉村人口可以流入鄉村，也應當改變土地制度，使農民可與城市人口自由交易土地。而這樣的制度安排，也可使農民把死資產變成活資本，大大增加收入。

最深層次的制度變革則是構造一種多中心治理秩序。北京城的優勢地位來來自現行的集權式政府架構，這種政府架構使各個城市之間、使城市與其管理的鄉村之間形成了等級關系。山西人可能不情愿，但仍向北京城供水，是因為，供不供水是由山西的官員們決定的，民眾無從參與，而山西官員的前程是由住在北京城的中央政府官員決定的。

人們之所以支持集權式政府架構，是因為人們相信，這樣的制度安排可以實現各地區的平等。但制度運轉的結果并非如此。事實上，當代中國諸多管治危機，都源于這種集權政府架構的內在缺陷所導致之動機與目的的南轅北轍。如果這一點沒有改變，北京城就將依然是一座繁榮的孤島，耀眼但不光彩。

（文章來源：08年5月9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