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成功的奧秘和企業家的轉型

記得第一次議論中國企業家這個話題是1985年。當時80年代改革的風云人物之一張少杰，邀我一起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創建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因為那時我們覺得搞市場經濟，沒有企業家階層不行，但那還是理念上的。90年代回國之后看到一些手持大哥大的企業家，又覺得很生疏。后來自己被迫下海當了一回企業家之后，發現做企業家確實和做學者不同，企業家要對自己的每一個行動負全部責任。

因為中國企業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我今天就想說兩個題目，一個是怎么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二個是在改革30年之際企業家所面臨的轉型。

首先說改革。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基本是不成功的，從最早的商鞅變法到戊戌變法，基本改革的結局都不是那么幸運，改革者的命運都比較悲慘?；旧袭斨С指母锏漠敊嗾吒淖冎饕饣蛘咄顺稣位蛉松枧_，改革也就完結了。反之，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倒是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是轟轟烈烈的革命完了之后，過一些年回過頭再看發現，一次次號稱徹底的革命最終并沒有把中國社會向前推進多遠。

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國改革的時候恐怕要從一個更寬更廣闊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其實完整的叫改革開放。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市場化。什么是開放？開放就是國際化。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過程。我們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功，首先跟我們的正確取向直接相關，我們的方向選對了。中國人歷史上不乏熱情，50年代全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不可謂不高漲，但由于方向錯了，搞了人民公社、大躍進，因此導致了災難性的結果。改革開放這么成功，方向正確是一個基本的前提。這也是小平同志當時講的，為什么改革，就是要趕上時代。而這個時代的主流就是市場化和國際一體化。但是單單講這個是不是能夠理解和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我認為遠遠不夠。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民國初期中國當時就搞了市場化，蔣介石時代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在發展。從世界上來看，除了中國，同時搞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非常之多，但是取得像中國這樣舉世矚目的成績而且大家都公認的畢竟是極少數。因此簡單說我們的成就是因為市場化的結果，還存在問題就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不少經濟學家喜歡這么說，但是我個人不是很贊同，原因要比這個深刻得多。

改革從來不是一個單獨的經濟行動。80年代改革發生爭論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研討會我當時說改革是一個歷史時代，有人坐在我旁邊就開始搖頭。但改革恐怕確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行為，而是整個社會的轉型。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除方向正確以外，最主要在于它采取的基本戰略自覺和不自覺的是正確的。這個基本戰略實際是一個方向正確妥協前進的戰略，一個漸進的戰略，是我們習慣上說的雙軌戰略。它保護、承認和轉化既得利益，發展和鞏固新生的市場利益，保護存量轉化存量來發展增量，改革成功推進的奧秘就在轉化和發展。中國從經濟改革到現在剛開始的社會改革以及以后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會沿著這么一個邏輯。中國改革本身的時間和空間布局來看也是這樣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最初從農村開始，然后到城市，中國的對外開放最初是在個別特區開始然后逐步在全國分梯度進行開放。中國的改革先從經濟改革開始，現在進入了社會改革的階段，政治改革將會在社會改革之后。這些改革秩序的有意或者無意、主動或者被動的選擇，就是中國改革的妥協性和改良性，也是它真正偉大的地方。近幾百年來中國人習慣用革命的手段改造這個社會，結果并沒有把社會向前推進多少，而最不起眼的改革，可以說許多經濟學家年年都在批評的改革，（因為經常外國人覺得中國改革挺好，但是中國經濟學家一聊覺得改革很糟糕），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改革，在懷疑聲和批評聲中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功。它的偉大之處正在于它的妥協性，在于它的雙軌推進。這樣保證了這么一個巨大的和具有根深蒂固傳統國家，在整個社會轉型過程當中沒有出現過于劇烈的震動，沒有被甩出軌道，基本保持了連續性和穩定性。保證了執政黨執政集團改革政策的連續性，權力的傳遞性。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基本上是一個改革的代表人物離開政治或人生舞臺改革就終結。但是中國這次沒有，中國的執政黨進行了幾屆交接，說明比較好地保護和轉化了既得利益，使得改革有持續的支持力量。因此，中國改革最偉大和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不斷地轉化既得利益，發展新生利益，使擁護改革的人在每個階段都勝出。

改革引起一些人關注和困惑的地方，比如說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發展和市場力量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所發揮的作用，在一個趕超經濟的過程中，它不完全是一個落后的阻礙的被動的力量。在市場經濟和民間資本發育的早期，這種政府作用和市場力量結合推動經濟增長，在其它東亞國家也可以看到。執政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不適應市場經濟發生變化的一面，同時它也有另外一面，它抑制了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在資本主義發育的初期階段，所很難避免的政府和官員的大規模惡性腐敗，這是在眾多低收入經濟國家邁入經濟騰飛時所遇到的問題，因而引起社會的巨大矛盾對抗。當然腐敗仍然有，但是應該看到這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力量在自我抑制方面使得中國的腐敗還處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同時，它還抑制了市場經濟初期發展和資本發育過程中野蠻和血腥的現象。這些現象也還有，就像血汗工廠、黑煤窯，但是它的范圍畢竟被大大壓縮了，它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了，沒有形成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利益對抗、集團紛爭和社會動亂，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在過去30年能夠連續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因為迄今為止改革具有相當自我改造、自我轉化和自我推進的機制。

回想80年代，改革派實際說了一些后來被證明了的錯話或假話。比如搞聯產承包的時候，我們拼命向左派證明聯產承包不是分田單干，實際既沒有聯產，也不對誰承包，就是分田單干；我們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拼命證明我們搞市場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實際上私人資本確確實實在大量發展。改革的偉大之處在于當這些現象最終到來的時候，社會坦然地理解和接受了。改革具有不可逆性。中國改革十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回顧、反思與前景的文章，提到當初啟動改革的時候我們如果知道過了十年會改成什么樣，可能一開始做不了改革。但是這就是歷史，它具有不可逆轉性?，F在改革三十年了，值得反思的東西更多了。我不是想給結論，只是說對于中國改革至少這三十年來的成功還要以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進行更多更廣的探索

我們總結過去最重要的是為了面對即將到來的30年。這個今后的30年對于我們在坐的大多數人來講，不是最后的也是最精華的30年。中國改革目前為止只是給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社會實現強國富民夢想奠定了一個基礎，但是這個過程并沒有結束。中國現在人均收入僅僅在兩千美元左右。東亞、特別是拉美在這個階段之后仍然遭遇了社會大規模動蕩，因此，停滯和倒退仍然可能發生。再過30年當中國能夠基本實現城市化以后，我們才能夠說中國社會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轉型基本已經成功，今天只能說打下一個基礎。我們總結過去，更重要的是為了走好今后的30年。

關于中國企業家的轉型。中國企業家就我個人理解，中國企業家階層的誕生僅僅是最近20年以內的事情，在80年代還只可以說是它的萌芽狀態，盡管那時候我們寫文章呼吁中國企業家階層的誕生，但是那時候恐怕還是非常初期的胚胎狀態，真正的產生是在90年代以后，在《有限責任公司法》頒布以后。和市場經濟同樣重要的人類社會偉大創造是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的發明，在座的企業家都是這個制度的得益者。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家的歷史很短。改革30年了確實需要回顧總結，但因為時間還比較短，所以我們經常糾纏的還是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因為剛剛從夾縫里面生長起來，像馮侖說的多少有一些野蠻生長，不過所有的現代工業文明恐怕都是野蠻生長起來的。今天，中國企業家可能面臨著這樣幾個轉型：

第一，面臨著心態或者說精神面貌的轉型。要從過去那種還是糾纏于原罪，糾纏于自己是不是有一個合法性，自己是不是有地位中走出來，從自我懷疑、自我彷徨當中走出來。中國企業家已經開始要擔負經濟社會的引導責任。人們經常說商場如戰場，從這個角度說企業家確實是和平時期商戰中的將軍。就像中國崛起，美國人說你們已經壯大了，在世界上已經非常有力量了，很有地位了，你們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我覺得中國企業家自己也應該開始承擔一部分責任，而且是用商業領袖和經濟生活領導者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責任。沒有這一點的話，與中國企業家今后30年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稱的。

第二，中國企業家面臨職業化的轉型。中國企業家的誕生時間還短，基本上大家都是創業型的企業家，創業型的資本家。但是現在有限責任制度的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得最大型的企業掌控最大資產的人越來越不是創業者了。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隨著國有資產的資本化以及社會財富的資本化，不管是掌控著國有資產的國企老總，還是掌控社會資產的人，如基金公司的管理人，他們往往掌控著千億以上的資產但都不是創業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國企老總面臨著從官員向職業化轉型，私企面臨從創業資本家向職業化轉型。

第三，國際化的轉型。相對中國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而且首先是經濟大國，一定要有世界性的企業和國際視野的企業家，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確實還不夠，我們的歷史還太短，但是今后30年相對中國國力上升，這是中國企業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國內的時候還可以埋怨是政府或者是其它各種因素的擠壓，在國際市場上沒有這方面的擠壓，但是會有其它的擠壓，那是真正一試身手的地方。中國經濟強大沒有世界級的企業是不可想象的。我們現在所謂的世界級的企業，排名在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企業應該說帶有非常大的虛假成分，因為是靠極少數的流通份額來支撐放大了的資本量

第四，中國企業家面臨著競爭資源的轉型。我們過去的競爭力與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相對被低估的環境保護、資源價格、安全生產條件相關，但是這個條件已經日益迅速離開我們，中國企業家要想進一步特別是在世界舞臺上競爭，越來越不能依賴于廉價的勞力、廉價的原料燃料和環境保護成本。從韓國發展的情況來看，這個過程會到來得非?？?，韓國在若干年前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完全相似，但是這個階段過去得非?？?。我在這里想特別回應一下勞工權益問題?，F在，對新的《勞動合同法》在經濟界、經濟學界的批評聲很高。我個人認為《勞動合同法》在它的主旨方面是正確的。如果比較一下1994年通過的《勞動法》，這次的《勞動合同法》跟《勞動法》相比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無固定期限合同、雇傭勞動應該簽訂勞動合同以及要給勞動者上保險，在1994年的《勞動法》當中已經全部都有了。這次的《勞動合同法》只不過向前稍稍推進了一點點，原來說你要做什么，沒有說你如果不做怎么辦，這次在幾個條款上稍稍加大了這方面的約束力。這個方向對不對？我認為是正確的。從1994年到現在，從總體上看勞動工資的份額在國民收入當中總體上是直線下降的。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中國的勞工階層實際沒有罷工的權利，沒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所以他們的勞動工資價格并不完全是市場價格。我們想過渡到民主化的社會，民主化的前提首先是每個公民權利的平等，而我們現在用工制度上是明顯存在權利上的歧視，由于你的身份不同，因此你享受完全不同的工資待遇和勞保福利制度。

我們整個宏觀經濟的增長面臨著一個外部的失衡，我們相當大的部分依靠對外出口的出超，因此引起了國際上貿易紛爭和摩擦和對方采取的各種懲罰性措施，所以我們被迫在不斷提高我們的匯率。但是我們這個匯率的競爭力當中包含了很大的虛假成份。不但資源，包括我們的煤電油氣價格被嚴重扭曲，還包括勞動力價格。我以前就說過，一百多年前的農民進入城市的時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驅，一百多年后他們進入城市的時候成了沒有身份的農民工。這不能不是一個嘲諷。我們現在已經構成勞工主體的這一塊實際上都不具備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他們基本上住的是工棚，連家庭生活都沒有，想繁衍后代都有困難。因此，勞工條件的改善從宏觀來說對于競爭成本的真實化是有利的。如果我們沒有那么大的國際出超，我們面臨著嚴峻的需求不足。這個需求不足不是說普通勞動者沒有需求，而是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謂在資本主義早期周期性爆發生產過剩的危機就是因為底層勞動者的收入太低，沒有支付能力。因此提高底層勞動者的最基本保障生活和維持繁衍的收入等待遇對于整個社會的進步包括經濟的增長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進行更加慎重的研究，不是說現在的《勞動法》里面的條款都是適當的，有改進的余地，但是這個方向總體上是正確的。說到這里我想到美國。美國當時有人提議廢除遺產稅的時候，帶頭簽名反對的是美國比爾·蓋茨、巴菲特這樣一些超級富豪。我覺得中國企業家應當具有這樣的眼光、眼界和胸懷。我覺得如果能達成共識，本次企業家論壇的宣言中對《勞動合同法》表示一個明確的支持態度，我覺得會是中國企業家的光榮。

中國企業家應該說是非常幸運的，面臨著這么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世界大的趨勢跟國內大的趨勢都是這樣一個市場化、國際化、民主化的大趨勢，但是改革30年給我們提供真正的經驗還要細心品味。要學習改革的妥協、克制和寬容，學會在共榮和分享中成長。中國企業家在某種意義上是享有自己的特殊地位的。記得東歐的知識分子講，東歐當時公共知識分子想講話的時候有管制不能講，但是當他們什么都可以放開講的時候，發現大家不再聽他們，大眾都各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中國的企業家由于是市場經濟的主流，是商業世界的領袖，所以今后不會有這樣總是生不逢時的失落。正因為如此，也就應該有更寬廣的胸懷和能夠對這個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

我的講演就到這兒，謝謝大家！

（文章的來源：08年3月19日華生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