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斐：工作機會來自奧運
2005年，考慮到隨著奧運臨近，中國和北京將吸引越來越多的目光和關注，瑞典電視臺第一次在中國設立了海外記者站，而馮亦斐則成為北京分部的中方雇員。
已經做了5年記者的馮亦斐畢業于外交學院，此前曾在一家雜志擔任國際新聞記者，當時的工作因為要進行國外采訪，所以經常在晚上來到辦公室，打國際長途電話。她說，以前做國際新聞雖然也與外國人打交道，但真正了解外國媒體還是從進入瑞典電視臺開始的。進入之后才知道他們的媒體如何操作，才知道人家對什么更感興趣。
馮亦斐平時的工作相對比較規律，但忙起來也是不分晝夜。她和她的同事們對中國的報道主要在瑞典電視臺的兩個新聞節目中播出，一個是在形式上類似晚間新聞聯播，她們為之制作2到4分鐘的新聞，另一個類似“焦點訪談”，他們要拍攝長度4至8分鐘左右的專題片。
馮亦斐說，瑞典人比較注重生活品質，工作是工作，但是休假也是雷打不動，尤其是在夏天休假，對于擁有漫長冬季的瑞典人來說，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往年她的同事通常都是在7、8月份休假，但是今年因為奧運，假期進行了調整，從6月7日就開始休假，7月21日上班。其余的假期補充到今年的圣誕假期之中。
奧運對馮亦斐來說，首先意味著加班。瑞典電視臺在中國本來只有三人，除她之外就是來自瑞典的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而在奧運來臨之前，瑞典總部將派出75名體育記者組成的龐大采訪團隊到達北京，奧運期間他們進行場內賽事報道，而馮亦斐和她的兩名同事主要進行場外報道和銜接。
工作中的一個不方便是郵寄物品，因為瑞典電視臺的節目在國內無法收看到，在節目制作完成后，節目視頻會刻成光盤寄給采訪對象，但在最近一次郵寄中，郵局告訴她們，要寄出光盤等音像制品，必須去附近派出所或居委會出具證明。
讓馮亦斐感到奧運臨近的另一大變化是房租，馮亦斐并無買房打算，之前她一直以每半年一萬二的價錢租住在西城區一套老式公寓里面，從今年年初開始，房東找到她，要求房價每半年增加兩千，也就是說，全年她要多支付四千元的房租。馮亦斐說，即使如此，她仍然沒有動過短期內買房的念頭，因為大家都預期奧運結束之后房價將會下跌，再說兩千多的月租對她來說也負擔得起。
2008年是一個“新聞大年”，但在西藏發生騷亂事件之后，他們無論走到哪里，常常被當成CNN，或者是像他們理解的CNN一樣戴有色眼鏡看中國的記者。人們會打聽他們是誰，為什么要拍攝這些鏡頭，弄清楚后釋然地說，“噢，瑞典，中立國家”。
最極端的例子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他們在都江堰采訪，和他們同車的一位攝影記者下車后很快被幾名男子圍住，質問他為什么在同胞遭受這么大災難之后，卻來幫西方媒體抹黑中國，還說了很多難聽的話?！八麄儧]有針對我，可能因為我是女性”，馮亦斐說。實際上那名攝影記者就職于一家國內媒體。
人們說到西方媒體，似乎難以改變對其印象，認為他們只想片面地展示一個落后貧窮的中國。但事實上每個西方媒體和西方記者并不一樣，以瑞典電視臺為例，馮亦斐的同事、那位瑞典記者之所以在總部選拔中優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曾經在四川大學學過一年中文，他對中國懷有很美好的感情。而CNN的一名駐中國記者，據說年輕的時候曾經是菲律賓共產黨員。
馮亦斐的同事曾經說過中國人沒有排隊的習慣，喜歡爭搶，亦斐向他解釋說，首先這并非中國人和外國人有什么天性不同，只是中國很多人曾經經歷過一個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在那個時候，“走后門”和“關系戶”能夠在物資的分配上得到好處，這讓大家都不信任規則，隨著商業社會的建立，實際上中國人已經越來越講究秩序了。這位同事很認同這個解釋。一位一起辦公的外國電視臺老記者以前每年都去泰國的海灘度假，馮亦斐從三亞采訪回來告訴他，三亞的海灘也很適合度假，這位老記者口頭上表示相信，不過過了幾天又去問馮亦斐的外國同事，他們告訴他，三亞很好，可能比泰國更好，他這才選擇三亞的海灘，今年他在度假的時候又一次選擇了三亞。
馮亦斐說，她和很多北京人一樣，也在期待奧運的到來，至少奧運可以讓中國人和西方媒體有更多的接觸，讓雙方都彼此有更全面的認識，不過同時，她也期待奧運早點結束，因為那不是正常的工作狀態。奧運之后，和她搭檔了三年的兩位同事將回到瑞典，去年在斯德哥爾摩，馮亦斐已經結識了她未來的新同事，那是一個早年在印尼生活還有一個印尼妻子的瑞典人，對馮亦斐來說，她在這里的工作還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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