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困和發展專家、英國樂施會研究主管鄧肯•格林

 

發展是一種尊嚴感

 

言詠

 

 

 

 

11月3日蘋果公司在深圳的零售店正式開業，其所在的南山區“益田假日廣場”店鋪林立，是深圳最新建成的高級購物商圈。細心的科技媒體和“蘋果觀察員”們發現，該區域集中居住了很多富人，所以“人口特征上很適合于高端零售業”（M.I.C　Gad-get）。

 

 

 

（流水線上的工人年輕而貧窮，與使用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富人們在城市里比鄰而居）

 

其實，這個中國南方城市早以它的另外一面聞名于世，它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基地。每天，成千上萬的iPhone和其他蘋果產品從富士康工廠的大門流向全世界的上等街區，但直到接二連三的員工跳樓新聞出現之后，人們才發現大門后面的那個人群：

 

他們年輕卻貧窮，書只讀到高中甚至初中；在電子產品組裝生產線上，他們快速機械地重復同樣的動作8個小時，賺取每個月900元的基本工資，為了讓收入多一些，他們自愿放棄閑暇時間，大量延長加班，領到薪水之后他們大多會直接去銀行把大部分的錢寄回給農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他們的工作合同通常是臨時的，工廠的訂單波動直接決定了他們什么時候有活干，什么時候失業，也因此，他們很難被納入到公共福利體系比如養老金，也常常得不到《勞動法》的保護。

 

他們就這樣和那些使用他們親手組裝出來的iPhone的富人們，在深圳這個城市比鄰而居——實際上，這也是整個中國正在面臨的一個新的現實。伴隨著一個有驚人消費能力的富人群體的產生，城市角落中的貧民和廣大農村人口正在被排斥在均等地享受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之外。

 

“無論是從統計數據還是事實來看，中國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都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印度在過去20年里，基尼系數翻了一倍。隨著國家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成長，一些地區和一部分人因各方面資源優勢發展得比較好，財富不均和權力差距開始拉大。”全球貧困和發展專家、英國樂施會研究主管、《從貧困到權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作者鄧肯•格林（Duncan　Green）說，“而不平等正反過來成為威脅發展中國家經濟繼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的主要障礙。”

 

鄧肯有著25年專門研究抗擊貧困和不公的豐富經驗，他以記者和NGO研究員的身份遍游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從貧困到權力》一書集中了大量的案例研究。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鄧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他將中國30年來的快速發展歸功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率的政府”，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是否能夠像解決貧困那樣解決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

 

“經濟增長的規模和性質是發展和改善窮人生活的核心，但是‘不平等’決定了這種受益能走多遠。”他說。

 

鄧肯一再強調，他并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然而，近來頻發的“群體性事件”也許正是一種“活躍”的公民行為，也提醒政府在發展問題上，“窮人并不是被動接受施舍的對象，在基本的物質需求之外，他們是應該對自身的發展負責的活躍主體。”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也許不失是一個下決心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好時機。

 

發展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分配權力

 

經濟觀察報：有報告顯示，目前一些中等收入國家不平等狀況甚至比不發達國家還要嚴重，對于一國發展過程來看，這是必然的現象嗎？

 

鄧肯•格林：不是必然的。很多國家都做到了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和高水平的社會平等，例如越南。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如巴西也努力將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一些。中國目前將政策重心放在了社會和諧上，似乎也是因為意識到了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但遺憾的是，還有一些中等收入國家似乎對此并不擔心。

 

經濟觀察報：你曾說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高效的政府管理，你認為中國的政府做到了你在《從貧困到權力》一書中所倡導的“有效率的政府”嗎？

 

鄧肯•格林：是的。全面地發展需要兩樣東西：一個是人均GDP的持續增長來創造經濟財富，在這方面尤其需要一個像韓國或越南政府那樣的“有效率的政府”來管理經濟，將其從規模經濟帶入更好的軌道。你需要它來提供教育、建設基礎設施、提供能源、建立法律制度。但這僅是發展的一個方面。發展還需要人們有能力掌控命運，讓他們有幸福感，這時，活躍的公民意識就很重要，人們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來改善生活。這才是理想的發展，發展不僅僅關乎錢。

 

經濟觀察報：中國目前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什么領域？

 

鄧肯•格林：就我看來，中國的不平等主要是區域性的，是內陸和沿海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但這正在發生改變，隨著越來越多的行業遷往內陸，這種區域間的“水平不平衡”正逐漸變成社會內部的“垂直不平衡”——窮人和富人生活在相同的空間內。研究表明，兩種不平衡都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前者會增大區域間的沖突或內戰的可能性從而影響社會穩定，后者則會提高犯罪率和社會解體的可能性。

 

經濟觀察報：你主張用“根本的再分配”來減少不平等，具體是指什么？

 

鄧肯•格林：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限的生態系統和環境系統之內，“分配”就變得非常重要。蛋糕有多大，人有多少，都非常重要。發展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分配權力。在一個房間內，權力在男女、老少之間分配；在社群之內和社群之間、國家之內與國家之間，潛伏在表面之下的，最終仍是權力和權力的分配。所以我認為這世界上最重要的“再分配”是權力的給予和放棄。

 

經濟觀察報：通過稅收政策和私有化能解決這種“垂直不平等”嗎？

 

鄧肯•格林：從歷史的角度看，隨著國家的發展，稅率也會隨之上升。全世界目前稅率最高的是歐洲，最低的是非洲，這并不是偶然。國家的發展需要政府征稅來承擔更多的責任，如修路、建學校、完善福利制度、關照那些沒有從增長中獲得好處的弱勢群體。問題是這些稅是累進的還是累退的。你必須避免給那些增加窮人負擔的征稅方式，如消費稅，而選擇那些有利于財富再分配和增進平等的方式，如收入稅。

 

我不認為政府應該插手那些私人部門可以做得很好的領域，比如航空或通訊行業，但是有一些事情只能由政府來做，比如教育必須首先由政府提供，我也不同意金融部門完全私營，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私有銀行不會借錢給窮人，這時你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國有金融體系，來確保每個人都有享受金融服務的機會。私有化很復雜，我不能說完全支持或反對，要看具體情況。

 

經濟觀察報：在解決這種“垂直不平等”上有什么成功的經驗嗎？

 

鄧肯•格林：一些國家的發展為解決農村貧困以及城市貧民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一種方式是加大對小農戶的投資，我認為這也是越南的不平等水平要遠遠低于中國的原因。越南將很大的發展重心放在了小規模農業上，而中國的高速發展則主要依賴于制造業。小規模農業的發展顯然更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在緩解城市內部的不平等問題上，一個很好的辦法是通過社會保護網，在減少饑餓、赤貧、提供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小數額的援助往往能產生驚人的效果。我知道中國政府正在積極改善福利政策，而且進展迅速，在這方面，全世界其實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可以借鑒。

 

經濟觀察報：在一個“群體性事件”頻繁出現的地方，如果政府的各項政策最終都指向“維穩”，這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嗎？

 

鄧肯•格林：這要看你如何解釋“穩定”。一種是你用強力讓他們保持安靜；另外一種則是不平等和貧困減少的情況下，大家都很開心，整個社會其樂融融。我當然喜歡第二種。但是，我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社會不穩定是不利于窮人的，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受通貨膨脹、經濟危機、戰爭或者自然災害的沖擊，所有這些動蕩都傾向于傷害窮人最重。

 

 

 

強政府與強社會可以并存

 

經濟觀察報：在中國建立活躍的公民社會，你有何具體的建議？

 

鄧肯•格林：阿瑪蒂亞•森說發展實際上就是自由地生存和生活，自由地獲得各種能力。所以，培養公民社會的基礎是教育、健康和穩定。人們可以通過選舉來行使公民權利，但實際上，公民意識還可以通過很多其他的方式表達。據我了解，即使在中國的農村，也存在很高程度的公民社會。世界上沒有哪個政府不在乎自己的合法性，它們會去傾聽，所以我認為“活躍的公民”在中國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經濟觀察報：然而，一個強大的政府和一個活躍的民間真的可以同時并存嗎？

 

鄧肯•格林：歐洲不就是嗎？歐洲國家往往有一個非常強大和有影響力的政府，保持了很高的財政支出，同時也有很活躍的公民社會。我們還要回到發展到底是什么這個話題，如果發展僅僅關乎GDP，我們會自然地轉向亞洲模式，延遲發展公民社會，直到國家變得富裕，就像韓國。但如果你同意發展是一種尊嚴感，代表你的聲音被重視，代表自由地生存和生活，那么你必然會要求早一點實現公民社會，而且越早越好。

 

經濟觀察報：你曾說過“有效率的政府”和“活躍的民間”發展節奏不匹配時，二者的合作可以訴諸于一定的“社會契約”，你能舉個例子嗎？

 

鄧肯•格林：我們看一下歐洲的現代史，會發現，生活在村莊里的人最初甚至不知道有國家政府的存在，他們自給自足地生活直到“國家”開始擴張并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被要求參軍、納稅，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系開始建立并發展，一開始人們并不樂意，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契約開始形成，人們納稅，國家保護公民不被外國侵略等。到了美國獨立戰爭前夕，革命者的口號是“無代表，不納稅”，這實際就是一種新的契約，它轉化成美國殖民地人民和英國政府之間的政治對話和討價還價，規定了彼此擔負的權利和義務，為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