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

做媒體，首先要有良知；沒有良知，縱然有生花妙筆，寫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萬人唾棄的丑文。

7月23日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的報道，發端于一則微博，激起了全國幾乎所有媒體對鐵道部的一致聲討，也進一步激發了事故追責的洶涌民意。在此次事件中，不僅有以江浙媒體為主的各地都市報對事件真相的窮追不舍，也有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中央級官方媒體發出的“不該發生的事故為何發生？”的犀利質問，就連央視評論員白巖松也以罕見的譏諷之語贏來了公眾的一致掌聲和節目被停播的傳言。當此之時，傲慢驕狂的鐵道部已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即便在這樣的時刻，我們也看到了如《環球時報》、《公益時報》這樣的少數官辦媒體（遑論鐵道部的機關報《人民鐵道報》），發出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聲音，著實令人懷疑這樣報紙的辦報人，是否還有最基本的媒體良知與操守，是否還存在著對那40條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環球時報》7月25日發表的《高鐵是中國必須經歷的自我折磨》（以下簡稱“《折磨》”）一文稱，“中國交通長期處于落后狀態，高鐵及動車使中國交通首次沖到世界領先位置，中國缺少這種領先的經驗，社會疑慮重重。”在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后不是首先追問鐵道部在發展動車及高鐵時“大干快上”的大躍進沖動，而將罪責先加于社會民眾對高鐵這樣的新生事物心懷疑慮，真不知作者是何用意——是質疑中國的老百姓觀念過于落后，還是在表揚鐵道部一日千里超越世界最快速度的壯志雄心？

《折磨》一文很快就轉向表揚鐵道部，“鐵道部迅速解除上海鐵路局局長、黨委書記等人的職務，這可以看成鐵道部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殊不知，在救援尚未結束、事故原因尚未查明的情況下，匆忙撤換直接管理人員，可能帶來的是更加混亂的局面。而隨后幾天救援與事故真相調查的無序也表明了，這樣匆忙撤換相關人員的做法，只能給人留下急于尋找替罪羊的觀感。

繼而，該文點出了評論的主題：“高鐵的創新，就是中國社會的一次自我折磨。……中國社會需要度過溫州事故的危機，它的結局應當是我們擁有更安全的高速鐵路，而不是把鐵路的速度降下來，回到綠皮車時代。”這樣的論點更加令人望而驚嘆。如果我們必須以生命為代價，以乘客作為“小白鼠”為代價，我們為何還要接受這樣的“折磨”？我們寧愿要一個安全的綠皮車，也不會將自己的生命塞進那高速狂奔的死亡列車上。

在《折磨》一文發布的同時，《公益時報》的另一篇奇文《從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看中國社會主義體制優越性》（以下簡稱“《優越性》”）更讓人看到了作者顛倒黑白的奇特本領。文章稱：“而一系列的危機應對過程，可以看出我國社會體制的優越。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好與不好，關鍵要看它是否發揮了效用。”在援救仍在進行、事故真相尚未查明的情況下，就急于稱贊中國的社會體制優越性，這是不是俗稱的“喪事當作喜事辦”的超級樂觀心態？而作者為什么不考慮一下，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日本新干線47年不出重大事故，如此對比之下，何以顯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安全與技術的問題本身就是超越社會體制、全球劃一的標準，即便是救援及公眾自我扶救，許多西方國家在很多方面也比中國做得出色得多，豈可在事故發生之后便迫不及待地顯現出盲目樂觀與自大！這樣的做法，只會讓外人竊笑，讓同胞寒心?！秲炘叫浴芬晃倪€稱，“得到明確目標后，各部門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參與其中，顯出了極高的效率。西方媒體一直都愛指責中國，但是，單就從這種應對危機的事件，集中力量辦一件事情所表現出的魄力與效率，西方就望塵莫及。而中國人民表現出的勇敢與無私的優秀品質，難道是一個不良社會體制能培育出來的嗎？”關于各部門“令人咋舌的速度”，迄今我理解最深刻的就是機車掩埋與恢復通車的速度，但在死難者名單公布及事故真相調查上，我們還看不到令我們滿意的“極高的效率”。而至于“中國人民表現出的勇敢與無私的優秀品質”，我實在看不出在這個事件中我們要突出中華民族這一優秀傳統與品質的必要性，相反，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鐵道部這樣的官僚機構的無能低效和中國老百姓的樸實忍耐。但官僚機構要明白一點，千萬不要誤以為中國老百姓的樸實忍耐就是老實可欺。

至于《人民鐵道報》在事故發生次日仍無動于衷、滿紙表揚與振奮的做法，更是折射出“鐵老大”毫無愧疚、巍然自大的官僚作風。不過這也難怪，捧著鐵道部的飯碗，《人民鐵道報》的編輯記者們縱有天大的膽量，也不敢寫上級的一個不是。

前任總理朱镕基曾給國家會計學院題詞“不做假賬”，我們對媒體的自身要求也如老報人丁望所言：不說假話。有些時候我們可能無法做到完全地說真話，但至少我們要求媒體自己要不說假話，以不玷污筆下的一方白紙，不虧欠自己的一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