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衛國

  

古人有云：“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

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做官的只要清正廉明，自然就會得到百姓的擁戴。但是僚屬也需要過生活，因為收入合法來源有限，這樣就很難去滿足他們的訴求。要讓他們過上好生活，貪腐就不可避免，如此就陷入兩難了。有些處于鏈條中某個環節的人就更是如此了，有古人說，“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于民。”

史書上有很多高官誤國例子，不過，相信刻意地去把事情做壞的人少之又少。古人此語，講述了當時官僚體系和公共服務的深刻矛盾。實情是在這樣的沖突下，任何人都無法調和這樣的矛盾：畢竟公共服務在當時是官僚體系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

說這段故事并不想說貪腐問題，而是想說制度與人的關系。上面的故事告訴我們，一旦形成所謂制度問題，個人作用其實非常有限。

無論是7月23日的慘劇還是鐵路腐敗問題，中國當下最熱的對象莫過于鐵道部。討論的很多結論都歸結于制度問題。

關于鐵道部貪腐討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今年年初，前任鐵道部長劉志軍涉腐被查，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被譽為“中國高速列車技術奠基人”亦被停職審查。

這些高官被查，引發了很多議論。此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奇的對腐敗的看待：說這些領導的腐敗是為了調動下屬體系的積極性；腐敗是他們為了達成理想事業的工具。

如果真是這樣，那只能說鐵道部的體制真的已經不行了，是需要以腐敗作為工具來達成組織目標了。

鐵道部的實情或許并非如此，但這足以給我們警示鐵道部的體制問題。

7月23日的慘劇帶給我們的疑問更多。在7月23日鐵路追尾慘劇發生前，外界不乏質疑高速鐵路安全的聲音，但是這些預警沒有阻止事故的發生。而長期以來，社會對鐵道部的諸多批評沒有得到滿意的回應。

從外界看，我們很難理解他們的這種傲慢。對于高鐵安全問題的質疑，最近半年是一個小高潮，但鐵路部門一直強調高鐵的安全性。出事之后的救援、善后依然沒能令人滿意。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的事實：鐵路在地方是以鐵路公司來運作的。這些鐵路公司旗下有很多法院、檢察院之類的機構（這些機構當下正在剝離之中）。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機構（根據公司法對公司的定義）領導的法律機關，實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

在這個意義上說，鐵道部做任何事情，都會遭受批評。譬如一項由鐵路法院宣判的與鐵路企業有關的，或許本來很公正，但會被利益相關方認定為不公正，因為他們的利益不中立。這種體制對于當下的意義在于：如果這次事故的相關訴訟展開，會在哪個法院展開？

正是鐵道部成為混雜了這么多元素的復合體——其中不乏對立、矛盾的因子，就使得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就像上面說的那樣，在制度問題中，個人作用非常有限。鐵道部發言人無論如何去表達他的誠意，都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然，很多原本復雜的事情也就簡單了。鐵道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即使它在做某些類似左右互搏的事情，也都可以找到恰當的解釋。

譬如，鐵道部的微利甚至虧損問題亦為大家所批評。這些批評包括鐵道部占用了大量社會資源，但是又沒有利潤。但是這個話反過來說，如果鐵道部擁有了大量盈利，大家又會怎么說呢？

鐵道部作為中國最強有力的政府部門，其宗旨并非盈利。如果你要以盈利來評估這個機構的績效，言下之意你要將用評價企業的標準來期待政府作為。

終究，如果相關的制度問題不去及時解決，鐵道部漸漸演化為一個怪胎的趨勢。他們既沒有希望得到百姓之心：關于鐵路服務的不合格的批評已經多年。

他們亦沒有辦法得到僚屬之心：長期以來鐵道部員工收入增長的停滯，不時出現的有關裙帶關系導致的不公正的批評，鐵路部門內部亦充滿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