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退出與“中國式監管”

經濟觀察網 焦建/文 “美國公司正在面對著一個艱難的選擇……為了在中國發展生意，最著名的互聯網公司yahoo、微軟和Google不得不適應它的國情——要么放棄這個全球最熱的市場，要么悄悄承認審查體系，在這個兩者之間，這些公司最后決定和中國政府合作?！?nbsp;

2005年12月16日，salon專欄作家Stephan Faris曾經在一篇題為“自由：該文檔無法找到”的文章中形容過跨國企業在中國所面臨的這種窘境。5年過去之后，yahoo早已通過與阿里巴巴互換股權的方式不問中國事務，微軟仍然現在反擊盜版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而在2006年1月份才正式進入中國提供服務的谷歌，則不足四年之后，宣布考慮退出。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谷歌的原本意圖，被擅長制作轟動標題的媒體們給消解了。按照谷歌官方博客中的說法，谷歌所做的，只不過是“已決定我們將不再繼續審查Google.cn上的搜索結果”。而谷歌已經認識到，“這可能意味著我們不得不關閉Google.cn，并有可能關閉我們設在中國的辦公部門?！?/P>

在四年的發展時間里面，谷歌也的確在開始越來越“懂得中國”。這種懂得，一方面是通過不斷努力提高中文搜索質量所獲得的，而在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在被監管、被曝光、被迫遵守本土化的游戲規則中獲得的。因為開始“懂得中國”，它不得不在其搜索結果中屏蔽掉那些受到審查的鏈接，有的時候它甚至不得不從其數據庫中移除，從而為“中國大陸用戶創造一個最佳的搜索享受”。

然而，創辦谷歌的兩位創始人在公司一開始，便確定了為了使它能夠“基業長青”的偉大目標，這便是那句赫赫有名的——“不作惡”。事實上，12年來，雖然因為谷歌的迅猛發展從而導致了大量爭議，但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它并沒有刻意去違背這條原則。然而，正是因為“懂得中國”，谷歌不得不面臨越來越強烈的來自母國基于西方道義所發出的指控。

于是，從一開始，在這兩個原則之間便存在著根本不可能調和的矛盾。谷歌在宣布退出中國的原因時所表達的立場為，“這些未經報道的攻擊和監視，以及過去幾年來政府試圖進一步限制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已使我們得出結論，我們應重新審視我們在中國的業務運營”。

于是，作為一個引爆點，來自民間的關注視線大量地指向了政府的網路輿論監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為谷歌的行為盲目叫好與歡呼和針對政府的不滿之外，在面臨現實的中國語境之時，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我們仍然應該抱有“同情之理解”。一方面，這種針對互聯網的輿論監管的確已經是政府在處理問題時的本能反映；而另一方面，按照一些學者們的意見來看——或許這種觀念會招致很大的反對聲音和批評——現階段的監管，并非完全沒有合理性：

按照蕭功秦先生的“后全能主義”時期的理論來看，“當代中國非政治領域的有限多元化與私域自由空間的擴大，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以及一黨體制為基礎的社會動員能力與命令機制的存在，這三個特點，是中國大陸社會轉型時期政治體制的最重要特征?！笔聦嵣?，“全能主義”其實并未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隱去。

依照南京大學政治學學者李永剛在其新著《我們的防火墻——互聯網時代的表達與監管》所闡述的觀點來看，遵循這種指導方針的政府蘊含著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對于權力效用的高度迷戀——認為來自政府的公權力可以解決社會中所蘊含的所有問題；二是對于民間自治的普遍懷疑——而這也正是網絡監管未來應該得到改善的空間之一。相信民眾，或許才是“善政”的真正實施。

我們或許應該以此為背景來審視從1994年開始進入中國的互聯網及其對于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互聯網的去中心化、匿名性、大量傳播的便利性等特征，不管是在政府因為不熟悉因而對于互聯網監管處于放任自流的“前監管時代”，還是在政府逐漸地認識到其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因而逐步加強網絡監管、“構筑網絡防火墻”之后，它都能夠起到讓民眾獲取大量的非宣傳性信息、開始積極表達自身觀點意見、乃至形成“網絡主流民意”影響公共政策決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網絡的特性導致了它可能會成為各種藏污納垢之所在。而網絡暴民現象的存在，以及各種政治性言論的泛濫，又使得依然部分處于以“全能主義”為指導方向的政府開始有所警惕。

正是這兩種基本特征，在一部分程度上導致了政府在管理互聯網時“監管已經成為一種本能”。來自互聯網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現狀，使得“刺激出現——本能應對”的邏輯框架得以實現。

但是，換用一種思路來進行審視，也應該審慎看待“針對政府的所有監管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為不合理，是對于自由的壓制”的這種思路。一方面，互聯網的各種淫穢甚至是激進思想的內容，的確應該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監控——在這個領域內，不管有沒有具體的措施，各個國家對其進行控制的基本立場是差不多一致的，德國就已經立法針對宣揚納粹極端主義復興的內容進行管控。而谷歌在德國配合政府的規定刪除有關于納粹的搜索內容，并沒有受到太多的爭議。事實上，即便是依照西方的思路來理解這個問題，也可以發現，“不存在完全不受管制的自由”——西方自由主義者密爾的觀點便是“自由必須以不傷害其他人為限”。大量的互聯網淫穢極端內容，很難稱得上是能夠符合這一原則。因此，進行審查是否就違背了“不作惡”的觀點，并不應該完全從西方的角度進行解讀。

而另一方面，出于各國對于互聯網認知態度的不同，它們對于其監管的態度的確發生了分化。西方世界以自由價值第一為出發點，認為任何對于自由的侵犯都是不可忍讓的。而對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穩定的發展才是更加值得重視的政策出發點?；ヂ摼W進入中國的1994年，基本上與1991年之后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間段一致。在社會各方利益分化的前提之下，如何維護穩定，更快的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或許才是政府的現實考量。

當然，理解“不存在完全不受管制的監管”，并不能夠為“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完全的監管”提供合理性。谷歌兩位創始人最初的目的，便是“將全世界的信息組織整合起來，并讓它們普遍易得并變得有用?！倍斎魏我粋€用戶通過使用它之后，“這個大腦都可以因此增進自身的智慧和能力?！睂τ谥袊脩魝儊碚f，他們的確通過谷歌獲得了廣泛的信息，開拓了視野。

現在，在“中國式監管”的進程仍在探討的情況之下，谷歌選擇退出中國市場，只是一個具體的公司性行為。而谷歌即便真是選擇了退出中國，它在“幫助中國民眾整體上拓寬其獲知信息的渠道”方面，也已經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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