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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03
    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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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頓:文明依舊沖突

    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近日逝世,享年81歲。他的著作將永遠成為美國政治科學大廈的脊柱之一。下面這句話也許將能夠描繪出亨廷頓的勤奮以及他對政治的敏感性:“批判家們總是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跟自身的理念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他們都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它是一個失望。但這樣的失望,僅僅在美國失掉希望之后,才能成真?!?

    毫無疑問,他是過去五十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科學家之一。 

    ——摯友,亨利·羅索夫斯基

     

    經濟觀察網 記者 焦建

    文明依舊沖突 

    事實上,雖然考慮到了圣誕假期的因素,但這位被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亨廷頓的逝世,仍然難掩落寞。羅蘭·巴特曾經說過的“作者之死”——作品完成之后,讀者將以各自的文化底蘊和基于自身的思考來創造屬于自己的意義。而在亨廷頓的一般讀者那里看來,他的著作總是難掩簡單的事實——“他把事實過于簡化了,怎么可能用一個簡單的‘文明的沖突’解釋如此復雜的現實?經濟因素,政治因素,這些他都不考慮?!币晃凰拿绹x者說,而這可能也就在某些方面解釋了為什么911使其預言成真升溫之后,亨廷頓又迅即復歸沉寂的原因。

    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最初于1993年夏季號的《外交事務》雜志發表,這篇長度只有9248個英文單詞的文章隨即引起了令人吃驚數量的注意和反響,因為該文為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后進入“新階段”提供了智力資源。亨廷頓在本文及在其基礎上擴充寫作并與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回答了如此兩個一直令人著迷的問題:我們正處于歷史的什么階段?正在控制我們命運的看不見的手,究竟是什么?

    亨廷頓寫作此書并不是空穴來風。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的西方歷史充滿了樂觀主義甚至是必勝主義:冷戰剛剛獲勝,新保守主義者們宣稱民主選舉和市場活力的釋放將提高所有地方人們的生活水平。自由主義宣稱強權政治和巨額赤字已經成為了過去的歷史。新的敘事將由聯合國開啟,一種新的轉型精英將出現,而他們將由那些卓越的商界及學術界人物們構成,他們都相信,世界正處于創造一種嶄新的全球文化的邊界之上。而這正是諸如像弗朗西斯科福山這樣提出“歷史的終結”的理論家們的思想根源,在他們看來,正是由于全球化的沖擊,部落分離主義和國家的消失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亨廷頓論點的野心看起來如此巨大、夸大甚至是充滿幻想色彩。他正是把自己曾經的學生福山當成是學術上的對手——在他看來,這些人只了解了新的歷史時期的一部分而已。而他宣布的“在接下來的年代里的全球政治的樣子”,才是“至關緊要的,真正的核心觀念”。為此,他如此寫到:

    “這正是我的假設,在這個新世界中,導致沖突的基礎不再是意識形態或者經濟差距,人們之間存在的巨大張力及沖突的根源將是不同的文化。雖然國家仍然將在國際事務舞臺上作為強有力的角色出場,但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國家和不同的文明體之間。文明之間的碰撞將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旋律。文明之間的沖突線,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前線?!?/P>

    最后一段話經常被用來當做亨廷頓此書的概要。而按照亨廷頓的說法,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西方政策制定者們的主要挑戰就是確保西方變得更加強大,這應該以能夠橫掃一切擋道的文明為準——尤其是對于伊斯蘭文明來說。

    亨廷頓曾經嘗試解釋為什么他的文明沖突理論會獲得如此的影響力:“人們正在尋求并迫切地需要一個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沖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P>

    就影響力而言,亨廷頓寫作的此文也許只有喬治·凱南在二戰后用筆名“X”寫的關于如何遏制蘇聯的文章堪與此文匹敵。而亨廷頓后來也寫到:“1993年發表的文章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被批評為可能提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即文明的沖突由于我預測其可能發生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然而,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或非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于人們如何作出反應?!彪m然他如此解釋,但在很多的眼中,911的爆發的確證實了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理論的正確性,而在這之前,本書中的預言與亨廷頓的其他著作一樣受到了深深的誤解。在那些不希望他的預言成真的那些人眼里看來,這一切不可能發生。但在911之后,它又的確開始重新為美國人如何看待世界設定議程和方式。文化宗教及傳統的確并不像以往學者們認為的那樣,只是整個文化的背景。相反,正是它們為整個文明的進軍設定了鼓點的基準旋律。

    “我依舊保持自己的觀點,”在2007年接受一本伊斯蘭雜志采訪時,亨廷頓說,“在國家之間,文化認同,對抗和聯系不僅僅是扮演一個角色,而是扮演一個主要角色?!?/P>

    “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如此眾多的人憤恨我們的財富、權力以及文化,而他們也在不知疲倦的反對我們試圖以人類基本的人權、民主等觀念影響他們的企圖。在這個世界上,美國必須學會挑出那些真正能夠跟我們在一起共患難的朋友;跟那些與我們有著一定數量但并非全部共同利益的人見機行事;跟那些戰略上與我們有交往的人保持一種競爭及合作者的關系;我們應該反對敵手,但跟可以談判的人也應該進行談判;對于那些除非我們首先毀滅他們否則他們即將毀滅我們的敵人,則必須徹底毀滅?!?11之后,亨廷頓如此表態。

    孤獨的強硬派 

    亨廷頓并不僅僅在思維中強勢。

    1980年代初的一個夜晚,亨廷頓與妻子參加完一次咱劍橋的晚餐聚會后回家,途中出現了三個人,他們向亨廷頓勒索?!笆裁??”亨廷頓問到?!拔覀儾皇呛[,我們想要你的錢,”在動手之前,其中一個男子說。而亨廷頓拒絕順從,他把這個人打翻在地并大聲呼救。最終,三個男子跑掉了。當有人問起亨廷頓這件事情的時候,他說,“在那之前一周就有報紙上的文章說,你不應該跟歹徒們搏斗。但我的第一反映就是,還擊?!?/P>

    自從1950年代開始,亨廷頓就以一種充滿悲劇色彩的悲觀態度看待西方社會。他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中一直重申——美國能夠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種徹底的幸運——正是地理上的優勢使得美國本土可以避免很多外來的危險——而這樣的幸運早晚有一天將會終結。他認為,自由主義的興旺發達只能在安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才會實現——而在未來當中美國人也許就沒有了這份奢侈的幸運。他還警告說,總有一天西方將不得不為自身所最為珍視的價值觀而奮戰。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里,在常青藤大學濃厚的自由主義氛圍當中,亨廷頓一直寂寞的在這孤寂的前線中獨自奮斗。

    亨廷頓獲得的第一篇評論就并非出自贊同的立場?!跋胂笠幌逻@樣的場景吧,我第一本書所獲得的第一篇評論中,評論人很不幸的將我跟墨索里尼相提并論,”在他74歲那年,在一次接受采訪中,亨廷頓如此回憶,在用平靜的鼻音說話的同時,他的眼光閃亮,并不時有斜視的目光透過眼鏡。

    他形容了評論者Matthew Josephson是如何在左翼雜志《國家》上評論自己的那本《軍人與國家》的:他奚落了這本書中所描述的軍人精神,說這跟墨索里尼的做法如此相似,而作者正是用華麗的修飾預言來歸納這一切的——“相信,服從,開仗!”

    這篇評論發表于1957年4月6日。冷戰只經歷了十幾年的時光?!盾娙伺c國家》提出了以下警告:美國的自由社會,亨廷頓說,需要以一種專業的以保守的現實主義為基礎制定的軍事規則來保護。為了保持和平,軍事領導人的行動應該是在授權下進行——而在這之前,他們應該被認為是“不理性,充滿弱點和人性邪惡的人”。自由派擅長變革,但在保衛國家安全的領域,卻頗為吃力?!霸趦H限于談論國內事務的時候,自由派們各個能言善辯,”亨廷頓寫到,“但話題一轉移到外交政策及國防領域,自由主義就黯然失色了?!卑凑蘸嗤㈩D的解釋,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政策,這跟位于法律統治之下的單個個人之間的關系不同,因為前者們都是一些在毫無法治的現實中各自為政的國家。按照亨廷頓自己的說法,“《軍人與國家》,完美的體現了軍事理念……..就像是給奢靡的巴比倫社會增添了一抹斯巴達式的嚴肅精神?!?/P>

    這本書激怒了亨廷頓在哈佛大學政治管理系的同事們,在接下來的年月中,正是這些人集體抵制了他的教席,亨廷頓最后只得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4年后的1962年,哈佛又重新把亨廷頓和他的朋友請回。因為此時的亨廷頓已經成為了政治科學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哈佛又一直以自己在這個領域里的權威而自稱。在回到哈佛之后,與亨廷頓一起工作的,還有另外一個新星,他就是亨利基辛格。

    《軍人與國家》預示了亨廷頓漫長職業生涯中其他作品的共同命運:他的作品并不能夠很快的就得到恰當明智的評論,而他的學術研究往往也得不到承認,與之相反,他獲得的是好壞參半的意見,以及各式各樣最終毫無根據的告發——所以它們最終除了喃喃自語以外毫無收益。而即使是亨廷頓的敵人們也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采用了他的方式來定義和擔心這個世界。1957年,一位來自東南亞的批判家Roger Hilsman毫不吝嗇的采用貶義詞來形容這部作品,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雖然如此,《軍人與國家》依然在地圖上把文職官員和軍人這樣一對矛盾體給凸顯出來了?!?/P>

    終身信仰保守主義的自由派 

    “他的所有著作都引起了沖擊,”他的摯友Rosovsky說,“而這些都已經成為了我們詞匯表中的一部分?!?/P>

    一種說法是,自從冷戰剛剛開始后發生在美國外交政策界的種種智識上的爭執都可以通過亨廷頓的17本著作和無數的論文來劃分?;粮褚彩且粋€如此優秀的寫出了杰出文章的人,但他更為被人記取的將是其在政府中所起到的角色。而亨廷頓雖然曾經在政府中短暫任職,但與前者比較起來,他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要遠遠大于基辛格。他的觀點都是來自教學及講座,而不是突然的從腦中浮現。有一種說法是,假如他不再能夠教書,那么他也將不再能夠寫作。跟其他的很多教授不同,亨廷頓顯然更加看重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的教學,因為前者更加敢于質疑教授,而后者往往“被死板的學術規范和行話”限定死了。

    亨廷頓從不統治課堂討論的過程,相反,他仔細的傾聽學生們的交談。不僅如此,亨廷頓還對在政治學界備受推崇的“理性選擇理論”抱以輕蔑的態度,在他看來,假設人類的行為可以預測的觀念沒有認識到以下事實——恐懼,極度,憎惡,自私以及其他的種種人類特性都是理解政治的關鍵要素。在二戰后理性科學為王已經侵蝕了人文學科的背景之下,亨廷頓變成了一個陳舊的教授,因為他總是以歷史和心理的角度來推測和進行研究。而也許正是亨廷頓獨特的教授風格才使得他擁有兩位如此出色的學生——曾經寫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科福山,以及曾任《外交事務》前主編的Fareed Zakaria。

    你不可能在大眾電視上看到亨廷頓的身影,他的榮耀和聲望得自其他更為艱難的途徑——通過寫作,而這些寫作往往會引起公開的指責,但這些著作往往影響到了那些有影響力的人。雖然他是一個典型的諸多事件的局內人,但他一直保持著以局外人的立場來進行寫作?!耙粋€學者假如沒有什么新鮮的思想要闡述,那么他就應該保持安靜,”亨廷頓在1959年寫到,“追求真相正是智力挑戰的同義語?!?/P>

    亨廷頓知道作為一名政治科學家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他并不必須去改善世界,他所需要做的只是說出自己的想法——接下來他應該為了服務所屬于的政府而提出清晰的行動路線圖。

    亨廷頓代表了一種即將絕跡的人:那些擁有自由理念的,但是以濃厚的保守主義立場來看待歷史及外交政策的人。終其一生,亨廷頓都是民主黨人。在1957年6月出版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中,亨廷頓發表了他的一篇名為《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專論》。自由主義,他寫到,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有關自由市場,自由以及法治。而“傳統的保守主義”則并沒有清晰的定義:它是一種基本原理,對于保證自由得以存在的種種措施來說,它“更高一級而且更加重要?!痹诤嗤㈩D看來,保守主義,是“對于違反心智的理性防線,是對抗混亂的秩序所在?!痹谟?,他解釋到,埃德蒙伯克曾經闡述過類似的道理——真正的保守主義是保留已有的就傳統,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懊绹恼沃腔鄄皇菑奈覀兊挠^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P>

    在亨廷頓看來,真正的保守主義對崇高的原理并不渴求,因為它的任務就是保衛我們已有的遺產。保守主義的困難抉擇是——保守主義的合法性只能通過被一件件的事情所證明,而一旦自由主義者相信前者只要犯一次錯誤,他們就有充足的理由進行反駁。亨廷頓一直擁有自由主義的理念,但他知道這樣的理念在缺乏權力的保護之下不可能生存下去。而這樣的權力,必須得到小心的看管。

    亨廷頓的著作將永遠成為美國政治科學大廈的基礎之一。而一段發表在《美國政治》上的話也許將能夠完美的把握住亨廷頓不懈的努力以及他對政治的敏感性:“批判家們總是說,美國是一個謊言,因為它跟自身的理念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他們都錯了。美國不是一個謊言;它是一個失望。但這樣的失望,僅僅在美國失掉希望之后,才能成真?!?/P>

    “We’ll miss you, sir. (我們將會想念你的,先生)”他的一個讀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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