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平平 2006年，卡洛琳·斯沃茨在北京一家中國的公關公司擔任項目經理。除了安靜的坐在會議室里，她沒有任何實質的工作內容。她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什么，也不知道客戶是誰。會議結束后，她就回到自己的座位。斯沃茨說，“只要我出現就行，作為展示。我什么也不用做?！彪m然如此，但是斯沃茨依舊可以得到薪水，只因為她是白人。她工作的公司有同時接待中國客戶和外國客戶，所以公司希望更加國際化。

雖然這種做生意的手段看起來有點問題，但是折射出中西方之間一種新的動態：西方人，尤其是白種人，獲得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多，因為一些工作公司需要他們展示公司高水準、高素質的形象。

中國和西方的關系自兩次鴉片戰爭之后有點曖昧，這導致了復雜的雙重情結，一方面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強烈的愛國情節，另一方面是對西方事物的盲目崇拜。20世紀初，清王朝滅亡之后，中國的一些文人認為中國的軍事、經濟和精神層面的弱勢使得中國很容易受到外國入侵者的掠奪。為了拯救國家，他們說，中國需要“全盤西化”，拋棄傳統觀念，采取歐洲的政治體系和價值觀，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中國的優越感與自卑感的復雜情緒植根于“百年國恥”之中，并且從來沒有消退，即使毛主席在1949年宣布“中華人民站起來了”。即使中國已經在過去的30年中變成了經濟強國，這種復雜情緒依舊存在。中國需要更多來自西方國家的尊重，但卻在個人層面始終認為西方人占有優勢。我認為這種態度在中國的年輕一代中已經發生改變，特別是大城市中的年輕人。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可以出入令中國人羨慕不已的、只可以用特殊貨幣“外匯券”才可以消費的賓館、餐廳和購物中心?，F在則是中國人炫耀香檳酒、高級時裝和奢華轎車。在北京和上海這種大城市，與西方人工作和社交的中國人受到差別對待的情況十分普遍。西方人在一些餐廳消費時可以享受較好的用餐位置和優先服務。我的一個朋友與歐洲人結婚了。有一次，她在北京的公寓遇到了一個麻煩，忘帶通行證，但是安保人員卻從未要求她丈夫出示通行證。我的朋友才是公寓的真正主人。

一些中國人利用西方優越感的行為就有些極端了。一家中國境內大型跨國工廠的華人經理（有美國綠卡）有一條“白人”商業策略：當他去小城市時：他一定要帶著一個白人雇員。他說，“如果身邊有一個白人雇員，當地人會對我們更加信任?！边@個白人通常情況下是技術人員，根本不需要開口講話。但是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讓事情進展的更加順利，或者說，至少，讓氣氛更加友好。

當然“白人”策略也有不利點：“當合作伙伴第一次看到他的團隊時，先入為主的認為白人才是決策者，而真正的決策者只是陪同翻譯。但這個經理并不介意，生意談成才是王道。對于那些被雇傭的白人來說，這種勝任這種工作也有點難。斯沃茨感覺她像一個小孩子被對待，或者說是“籠中鳥”。但是她需要掙錢養育剛出生的孩子。她沒有實質性工作內容。她說，“他們根本不看我的簡歷?！钡?/FONT>她也認為，讓白人感受一下“種族歧視”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很多人都會遇到這種問題，“這種感覺一點也不好”。